《斯特拉斯堡的乌鸦》来自www.aqbxs.com 声明:本书由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正版. 书名：《斯特拉斯堡的乌鸦》 作者：Valerian 文案： 1975年，阿尔萨斯大街15号。 冷战时期美领馆日常【不是日常 跨铁幕恋爱【x 内容标签： 搜索关键字：主角：莱昂·克里斯滕，康纳·海因斯，安东·索科洛夫 ┃ 配角：戴维·帕克 ┃ 其它： 书名：《十一时》 作者：vallennox 谍战题材 特工x黑客 10.06更新第20章，全文完。 可以看作斯特拉斯堡的乌鸦的续篇，单独阅读亦可XD 《斯特拉斯堡的乌鸦》 ☆、Epi.01 1. 乌鸦要来了，这流言已经在领事馆里传了好几个月了，从顶楼办公室流出，被参赞们带到楼下，继而被无线电发报员们截获，在他们那狭窄杂乱的小房间里蛰伏了几天，终于在餐厅里像痢疾一样传播开来。领事为此大发雷霆，但如果有什么是领事和上帝都做不到的话，那就是收回传出去的流言。 美国驻斯特拉斯堡领事馆无线电发报处原本有三个雇员，一个仿佛和无线电本身一样古老，另一个似乎还没读完十年级，夹在中间的是莱昂·克里斯滕，这是个尴尬的名字，他自己也这么认为。法国人怀疑他是德国人，要不就是比利时东部乡下挤奶工的儿子。而德国人，在听到他的教名时，往往会假设他能说阿尔萨斯语。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他那个当牧师的舅舅起的，用于纪念莱昂从未见过的外祖父。他的同僚们采取了一种并不恰当的折中方法，叫他克里斯，天长日久，人们便彻底忘记了莱昂·克里斯滕，只剩下发报处的克里斯。 年长的译码员是圣诞节前一周离开的，临行派对在餐厅里举行，没有音乐，倒是有一锅黏糊糊的甘蓝汤和略微烤焦的果仁小饼干，气氛就像曾祖母的葬礼一样愉快。领事本人并未出席，文化参赞提前走了，声称自己有紧急事务，莱昂怀疑这“紧急事务”和参赞的裤裆密切相关；剩下的人在发报员冗长的道别致辞结束时惊醒，困惑地鼓掌，送他坐上开往火车站的车，各自松了口气。 自此之后，发报处只剩下莱昂和那个长着痘疤的男孩。 “那么，”男孩问，他叫汤姆，他的父母想必很希望他融入人群中，消失不见，“谁是乌鸦？” 莱昂并不知道，但他新近成为了无线电部门最年长的雇员，一种崭新的权威感给了他一种必须回答的压力，“我们不公开谈论他，”他抽出一支削尖的铅笔，假装在抄录凌晨从华盛顿来的电文，“你知道领事昨天是怎么说的。” “你见过他吗？” “不，我没有。你为什么不坐下来，做点有用的事呢，托马斯？” 男孩张开嘴，但在他来得及说什么之前，门开了，戴维探头进来，冲莱昂打了个响指，“领事要见你。” 莱昂站起来，把困惑的男孩留在发报室里。领事一般不和他们有什么交集，向华盛顿发月度报告的时候也宁可亲自动手，决不让处于食物链底端的无线电发报员摸到神圣的报告，哪怕里面只有酒类报销单。戴维走在他后面，像驱赶羊群的柯利犬。所有新雇员都会迅速发现，副领事戴维·帕克是这里的实际掌权人，已经服务过两任领事。有传言说他曾经是在东柏林当过卧底，但传言，像领事馆的其他一切，真假未明，不予置评。 领事正在打电话，竖起一根手指，示意他还需要时间。莱昂站在门边，听着领事和电话线另一头的人讨价还价。办公室里有两张桌子，戴维在靠墙那一张后面坐下，戴上眼镜，拧亮台灯。 “克里斯，是吗？”领事终于挂上电话。 “莱昂，先生，莱昂·克里斯滕。” “当然。在这里工作多久了，莱昂？” “圣诞节之后就是三年了。” “能说俄语吗？” “能，但我的法语和德语更好一些。” “很好，很好，”领事点着头，虽然发报员并不明白好在哪里，“我们需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先生？” “戴维会给你一辆车，”领事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看了副领事一眼，得到后者颔首许可才继续，“是的，一辆车，一辆雪铁龙，我想，一辆能胜任长途旅行的车。” “为什么？” “显然，斯科特，原定的司机，得了急性肠胃炎——” “领事的意思是，”戴维温和地说，接过发言权，就像从步履不稳的幼儿手里取走玻璃杯，“你会去一趟贝尔格莱德。” “无意冒犯，先生，但为什么？” 副领事摘下眼镜，仔细地擦了擦，把它放到电话旁边，“因为你会把‘乌鸦’接回来，克里斯滕先生。” —— 莱昂·克里斯滕绝不是为了成为无线电发报员而跳进外交这个浑浊鱼塘的。 他的母亲，上帝保佑她卫理公会的灵魂，更希望莱昂能当个兽医，这样当牧场里的母牛要生产的时候就不需要到二十公里外把那个喜欢嚼烟草的墨西哥人请来了。当莱昂最后一次从华盛顿回来，宣布自己即将被派往欧洲的时候，克里斯滕太太往装厨余的垃圾桶里吐了一口痰，继续搅拌锅里的马铃薯浓汤。 莱昂在1972年1月23日到达巴黎，坐的是一架C5运输机，和四五十个木箱一起塞在机舱里，木箱上没有任何标签，也许是飞机组件，也许是冻干保存的苏联间谍。没有人在机场接他，莱昂拎着从舅舅那里借来的小手提箱，在机场等了一个小时，觉得自己像个战争孤儿。领事馆显然指望这位初来乍到的外交官独自征服法国国铁令人迷惑的庞大系统。 奇迹般地，他做到了。 戴维·帕克把这个从康涅狄格州来的年轻人带到译码员利亚姆面前，就像随手把捡来的小狗丢给鼻子发白的老狗。教他这玩意是怎么运作的，副领事说，必要时也可以让他做些别的。“这玩意”指的是无线电发报机。“做些别的”指的是打扫茶水间和定期喂饲在围墙里徘徊的几只流浪猫。最肥壮的那只斑纹公猫名叫基辛格，其余的没有名字。 “他们向华盛顿申请人手，”老译码员解释道，把一本翻得破破烂烂的手册扔在他面前，再放下三四支末端被咬过的铅笔，“结果华盛顿把你送来了。仍然得物尽其用，你明白吗？” 这只是暂时的，莱昂告诉自己，过几个月，外交官生活的有趣部分就会显现出来了。然而三年过去了，他仍然在那个碗橱里收发电报，外交生涯最有趣的部分不过是利亚姆在办公室午睡时吞进了一只苍蝇。 这就是你在等的一刻，他想，发动了汽车，引擎发出令人愉悦的低鸣，一个秘密任务，到南斯拉夫接一个货真价实的间谍。副领事敲了敲玻璃，莱昂摇下车窗。 “别做多余的事，”牧羊犬警告他，“也别说多余的话。” “是的，先生，我是说，我不会的，先生。” “除非事态紧急，否则不要用你的外交护照，不要提到领事馆，最好做梦也不要想到。记住新护照上的名字，到贝尔格莱德之前一切都得靠你自己，明白吗，克里斯滕先生？” “是的。” “祝你好运。” 他关上车窗，警卫打开了大门，蒙蒙细雨落在阿尔萨斯大街上，极有可能在深夜变成小雪。穿过瑞士、奥地利和意大利，钻进共产主义的蚌壳里找一颗沙子，他想，沾在挡风玻璃上的水珠被雨刷刮去，能有多难呢？ —— 戴维·帕克回到楼上的时候，他的上司正在窗边，看着那辆雪铁龙驶出领事馆。 “你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吗？” “我们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先生，”副领事再次拧亮他的台灯，拿起刚才放在电话旁边的眼镜，戴上，“斯科特的身份都已经暴露了，派恩在东柏林，我们不能冒险调动他。” “可是，一个无线电发报员。” “出乎苏联人的意料，你不这么认为吗？” “但愿如此，”领事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车已经从视野中消失了，伊尔河犹如一条灰色缎带，从成排的枯树下流过，“否则这可怜的男孩在外面活不过两个小时。” “他不在任何人的雷达上，我们给他编了个记者的身份，假如事情出错，我们又能把责任推到过分热心的报纸身上了。” 领事把手帕揉成一团，塞进口袋里，转过身来，“假如大使问起——” “假如巴黎那边问起，”戴维·帕克说，“我们回答，‘我们派出了最好的人手’，先生。” ☆、Epi.02 2. 安东·索科洛夫坐在长椅上。 这里不是莫斯科，因此安东也不叫安东，他在柏林的名字是本杰明·里克特，一个纺织品推销员，能一眼看出土耳其挂毯的质量高下，会弹钢琴，声称很喜欢狗，却从来没有养过。假如他的肩膀比一般的推销员更宽一些，更像一个橄榄球员，那大概可以归因于他的晨跑习惯。里克特有一双士兵的手，那种让人们马上联想起武器的手，满是老茧和细小的伤疤，如果被问起，他必定会说这是搬布料造成的，谁能想到一捆细格子棉布会有这么重呢；要是继续追问，他会提起他那子虚乌有的、在录音带加工厂里度过的青年时代。从口音上听不出里克特来自哪里，但反正不会是比波兰更往东的地方，他的浅色头发和眼睛——说不准到底是蓝色还是绿色——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帮助。也许在他再年轻些的时候，斯拉夫血统的笔触会更明显，但现在，因为眼角的细纹和一种后天获得的冷漠，里克特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个疲于生活的东柏林人。 这是个适宜谋杀的晴天，他的老朋友会这么说，适宜谋杀，却不适合放风筝。风彻底停止了，像是有人按了个什么开关。子弹离开□□之后能画出一条美妙的弧线，击碎两公里外的血肉和骨头。 他的老朋友有一种过分戏剧化的倾向，但现在并不是陷入回忆的好时机。里克特看了一眼手表，三点钟刚刚过去，河堤上出现了一个骑着单车的人影，但那只是个年轻姑娘，脸颊和耳朵被冻得通红，并没有多看他一眼。 三点过十分，一个拄着拐杖的人颤颤巍巍地穿过马路，到河岸这一边来。 里克特看着他走近，拄着拐杖的老人并不着急，时不时停下来整理一下脏兮兮的灰蓝色围巾，或者用手帕擦一擦鼻子。河里的野鸭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在长及脚踝的大衣里翻了半天，掏出一小块发霉的硬面包，抛给那些满怀希望的水鸟。里克特移开视线，直到老人在旁边坐下，他仍然看看工业区林立的烟囱。 “迷人的阳光，在一月份里很少见。” 里克特回答说的确是的。 老人把拐杖靠在长椅扶手上，“孩子们周末去观鸟了。” “有点太冷了，不是吗？” “孩子们能应付的。” “看见什么稀有的种类了吗？” “还是常见的那些，老实说，孩子们都有点失望，不怕人的小麻雀，杜鹃，聒噪的乌鸦。” 他们都沉默了一会。一艘笨重的运沙船吃力地逆流而上，汽笛拉响。码头上的工人使劲挥舞信号旗。 “换作以前，乌鸦在这个季节里都到更暖和的地方过冬去了。” “总有些例外。”拄着拐杖的老人伸展双腿，轻轻捶打膝盖，他的皮鞋磨损得厉害，沾满泥点，虽然最近几天并没有下雨，里克特看着那双布满老人斑的手，等待下文，“孩子们还听到一些风声，四天前，斯特拉斯堡告诉巴黎，他们‘派出了最好的人手’。” “斯科特？” “不，他留在了马厩里。孩子们还指望你能解开这个谜题。”老人取出一个棕色牛皮纸信封，放到长椅上。里克特交抱起双臂，注视着运沙船，它正在靠岸，一只庞大的、不识水性的有角甲虫，几条缆绳抛到岸上。 “我老了，彼得，不再适合外出打猎。” 彼得站起来，拐杖敲了敲开裂的水泥地，“贝尔格莱德，今晚的火车。” 老人走了，里克特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看着河水。一只瘦巴巴的鸽子落在脚边，发出咕咕的叫声。为了不让鸟儿失望，里克特搜索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却只找到了些碎成粉末的烟丝。“抱歉，你得到别的地方去碰运气了。” 鸽子飞走了，安东·索科洛夫拿起棕色信封，离开长椅，低着头，以躲避从桥洞里刮来的刺骨冷风。 —— 他的手在发抖，莱昂把车停到路边，对着挡风玻璃和缺乏修缮的马路深呼吸。 一切都好，他告诉自己，只需要像个正常人一样开过检查站。但话又说回来，一个“正常人”未必需要驾车驶过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边境。他想起康涅狄格老家农场里的公羊奥利，这头有角的偶蹄动物在他七岁的脑海里投下了长久的恐惧阴影。他的姐姐荷莉要求他每天把奥利领到草场上，小狮子，她说，把格子衬衫系到腰上，你难道不应该比一头公羊更勇敢吗？虽然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莱昂被公羊撵到树上，但还是有所教益的。 他重新发动了汽车，驶向边检站。 以边境检查站的标准而言，这一个并不特别起眼，只是泥路上的一处岗哨。排在他前面的是一辆运载肉牛的农场卡车，那些庞大的草食动物盯着莱昂，平静地反刍。车队缓慢地移动，卡车过去了，路障移开，重新落下。莱昂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取出护照。替他们做这些小玩意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德州人，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和准确职位是什么，但大家都叫他“铜匠”。莱昂手里的护照既不新也不旧，磨损得恰到好处，零星几个海关印戳显示护照持有人曾经到访过捷克和古巴。挎着□□的士兵敲了敲车窗，莱昂把护照和通行许可递了过去。 “泰勒·霍普？” “是的。” “目的地？” “贝尔格莱德。” “为什么？” 这是个哲学问题，莱昂想。“我是个记者，准备报道访问南斯拉夫的英国儿童合唱团。” “下来，”士兵命令道，“打开行李厢。” 他照做了，绕到这辆墨绿色雪铁龙后面，揭开行李厢盖，里面放着一个备用轮胎和换轮胎用的工具。士兵把他的通行证递给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后者瞥了一眼，不耐烦地挥挥手，示意他过去。 驶出差不多两公里之后，莱昂才觉得自己的心跳恢复了正常。 离贝尔格莱德还有最后五小时车程，如果他不停下来休息的话，天黑之前就能到达目的地。木工商店，他一遍遍地回忆着副领事在镶着铅板的隔音室里告诉他的，问他们要一盒螺丝，十六英寸木板，一个扳手，按这个顺序问。乌鸦就在那里，把车给他，把第二本护照给他，做他让你做的事，别问问题。 一点也不难，小狮子，他脑海里那个听起来很像荷莉的声音欢快地说，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 —— 布里格达大街二十三号的木工商店在这里开了十多年了，是个满是尘埃和木屑的灰暗洞穴，大概是迫于租金压力，还卖起了香烟和糖果。颜色过分鲜艳的柠檬糖装在脏兮兮的宽口玻璃罐里，看上去更像是陪葬品。如果推开柜台后面的低矮木门，走下长长的、咽喉般的楼梯，地下室的一摞木箱挡住了一堵砖墙，看上去和别的砖墙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更破旧一些。墙的另一边是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台发报机，以及别的足以让人在西伯利亚度过余生的东西，那是说，如果你还没有被秘密处决的话。 店主马尔克斯太太是个不好惹的角色：问问街上的任何一个小混混和每一只妄图偷吃的流浪猫，他们都会为此作证。这位寡妇熟悉每一种木工工具和建筑绘图技巧，还很乐意为别人的人生提供修改意见。 马尔克斯太太并不特别喜欢星期天傍晚，周末已经结束，没有人愿意出门，即使出来了，也都半梦不醒，绝不会进来买一把好用的螺丝刀。一般而言，马尔克斯太太会希望在星期天歇业，但考虑到她的另一些顾客，她并不能这么做。 比如在六点过一刻进来的这一位。 “下午好。”她说。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还没亮起，恐怕过不了几个小时，雪就要下了。 “下午好。”年轻人用俄语回答，他的口音很有趣，就像整齐往一边倾侧的木栅栏，“我需要一盒螺丝，十六英寸的木板和一个扳手。” “木板不好找，”马尔克斯太太说，“稍等。” 她绕过柜台，挂出停止营业的牌子，锁上大门。店主和顾客一前一后走下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年轻人在马尔克斯太太的指挥下挪开散发着霉味的木箱，打开另一扇更矮的门，钻进被一盏台灯照亮的小房间里。 斯特拉斯堡的乌鸦站起来，审视着不速之客，他的贝雷帽只差半个指节就会擦到天花板。有那么几分钟，年轻人似乎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放下手提箱，清了清喉咙。 “我叫莱昂·克里斯滕，先生，我从领事馆来。” —— 安东在火车靠站的时候醒来。 雪已经下了好一会了，月台铺上了薄薄的一层，在煤气灯的光线下看起来是灰蓝色的。哨子吹响，火车最后抽搐了一下，彻底停了下来。安东活动了一下肩膀，戴上帽子。 这是今天的最后一班车，乘客陆续离开之后，站厅的灯光也逐一熄灭了。深夜的贝尔格莱德像坟墓一样安静，安东·索科洛夫在空无一人的街角停下来，点了支烟，拍掉落在袖口的雪。 在他右前方，萨瓦河在黑暗中淙淙流淌。 ☆、Epi.03 3. 莱昂站在靠近木门的墙边，双手放到背后，又放下来，交抱在胸前，再放下来。地下室比外面更冷，他快要感觉不到自己的脚了。假如说“乌鸦”对他的自我介绍有任何想法的话，那他也没有表达出来。事实上，在确认莱昂仅仅是个无线电发报员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和这位年轻的领馆雇员说过话。此刻“乌鸦”正和马尔克斯太太争论着什么，每个单词都像一颗子弹。一幅地图摊开在桌子上，四角用图钉固定，木头桌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细小孔洞。 午夜过后另一个人来了，大衣落满了雪，卷曲的灰白头发像泡沫一样从毛线帽盖不住的地方溢出。三人陷入了更漫长的讨论，没有人问莱昂的意见，但也没有人赶他走。莱昂将一把椅子拖到角落，坐在那里，不时睡着，又被偶发的激烈辩论惊醒，如此往复。 马尔克斯太太把他摇醒的时候，半夜来的人已经不见了。“乌鸦”在桌边抽烟，审视着面前的一个小木盒。他至少有六英尺三英寸高，折叠在那张仿佛儿童手工课作品的椅子里，本身就像某种讽刺漫画。烟雾聚集在他的贝雷帽周围，就像思绪烧尽后的惨淡残留物。地图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硬邦邦的烤面包片和装在搪瓷杯里的咖啡，看起来像工业废水，尝起来也像。 他们需要莱昂去做几件事，木工商店的女主人告诉他，说得很慢，仿佛莱昂是个迟钝的学生，或者一只达尔马提亚犬，到这个那个地方，见这个那个人，给他们送去这样或那样的一个文件夹，一个手提包，乃至一颗柠檬糖，是的，一小颗鲜艳的黄色糖果，别问问题，发报员。不，当然不要开那辆雪铁龙，用单车。 雪后的空气冰冷刺骨，莱昂把单车推到积雪的人行道上，揉搓着双手。踏板和链条保养得很好，踩起来没有一点多余的声响。无线电发报员穿过仍然深陷在阴影之中的街道，拨弄着车铃，赶跑那些因为寒冷而蓬起羽毛、不怎么乐意挪动的鸽子。 —— 安东等在阁楼里。 楼下是一家旧书店，阁楼里堆满了被人遗忘的年刊和诗集，还有些可疑的俄语出版物，封面被盖上了巨大的“待销毁”印戳。一扇狭长的方形窗户俯瞰着大街，书店对面是一家木工店，出于安东所不能理解的原因，柜台上放着一罐糖果，即使被困在脏兮兮的玻璃罐里，仍然非常鲜亮，像一小罐火种。 书店主人是一对年老的夫妇，塞尔维亚人，两只瑟瑟发抖的麻雀。安东把他们铐在卧室的暖气片上，留了水和一点饼干，承诺“等一切结束之后会有人把他们放出去”，要是他们向警察提起“一个克格勃”的话，上述克格勃会回到这里来，拧断他们细瘦的脖子。 书店一片死寂，安东猜想这是二手书店应有的状态，毕竟这里是出版物的临终关怀病房，它们来这里等候遗忘，又或者说死亡，对书籍而言这是同一回事。幸运的那些能得到第二次机会，但大多数会屈服于时间和蛀虫。这听起来像是他的老朋友会说的话，但现在依然不是想起老朋友的时候。 他仔细地涂油，用切刀卸下一小块玻璃，只比□□口稍宽一些。冷风灌进来，他随手拿起两本旧书，挡住缺口，重新戴上羊皮手套。他必须保持双手温暖，击毙乌鸦的机会只有一次。SVD狙击□□架在地板上，瞄准镜护盖还没有打开，不到最后一刻不能冒险让目标发现透镜的反光。 一个年轻人已经在木工商店进出好几次了，臃肿的毛衣外面披着灰色外套，骑着一辆黑色自行车，看起来并不属于商店，甚至不属于巴尔干半岛。也许是个新来的木工学徒。有什么东西蹭了蹭他的裤腿，书店的猫，安东弯腰把这只柔软的动物捞起来，送出门外，落锁。 乌鸦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午饭时间刚过，有人拉响了书店的门铃，在得不到应答之后就走了，没有停留。积雪全部融化了，以至于下午比早上还要冷，污水横流，那些提早挂出的圣诞装饰物变得软塌塌的，有气无力地耷拉着。他没有看到穿灰色外套的木工学徒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但一辆深绿色的雪铁龙在木工商店门口停下，从驾驶室出来的正是那个不属于巴尔干半岛的年轻人。一个戴着贝雷帽的高个子从洞穴般的店堂里出现，安东认得他的脸，这张脸反复出现在彼得给他的文件里。 他挪开挡住缺口的两本书，摘下手套，打开瞄准镜护盖。 被雪水浸湿的圣诞装饰在风里左右摇摆，一辆车在远处使劲按着喇叭。 斯特拉斯堡的乌鸦出现在十字准星中央，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安东·索科洛夫深吸了一口气，缓慢呼出。 扣下扳机。 等尖叫声四起，惊恐的人群四散奔逃的时候，书店阁楼的狭长窗户后面已经空无一人，一只孤零零的虎斑猫蹲坐在窗台上，被新鲜的噪音和气味所吸引，好奇地把鼻子凑到玻璃缺口旁。 —— 当莱昂回忆起来的时候，这件事仿佛是在几秒之内加速发生的。 关于目的地的讨论已经结束——乌鸦和他的内阁成员原本在“往北穿过奥地利”和“经由的里雅斯特走海路”之间举棋不定——莱昂，从斯特拉斯堡来的荣誉司机，将会把他的乘客送到意大利边境。乌鸦悄声对马尔克斯太太说了些什么，伸手准备拉开车门。 一辆车在远处鸣喇叭。 然后是飞溅的血、脑浆和碎骨。 尸体往前倒去，先撞到了车门，再滑到肮脏的积水里。莱昂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抬手抹掉溅到脸上的血。人们发出的惊恐叫声仿佛是从水下传来的，含糊而扭曲。尖利的哨声刺穿了这片混乱，巡警穿过慌不择路的人群，向木工商店跑来。 马尔克斯太太蹲下来，扯开尸体的外套，从内袋里掏出一个小木盒，塞进莱昂手里。“跑。”她简短地命令道，用力推了他一下，“跑！” 他差点摔倒在路中央，鞋底在薄冰上打滑。人群又发出惊呼，莱昂回过头，一个浅色头发的高个子毫无疑问正向他冲来，一路推开碍事的路人。发报员撞翻了一个报纸摊，爬起来，拐进一条窄巷，紧紧攥着木盒，它就像一个没有装饰的戒指盒，滑溜溜的。不知名的追逐者越来越近了，莱昂发誓自己能听到他的呼吸声。钟楼塔尖在建筑物的空隙之间一闪而过，他在巷子分岔的地方往左拐，跳下几级石阶，刚好躲过呼啸而来的电车，冲进贝尔格莱德火车站广场的稀疏人群里。 他停下来喘气，顾不上周围的目光。电车开过去了，那个戴着手套的高个子就在路轨旁边，目光扫过人群，落在莱昂身上。 真他妈的见鬼了，他脑海中那个听起来很像妈妈的声音咒骂道。 他跑过站厅，每一次呼吸都像砂纸一样擦过喉咙。一个警卫冲他喊叫，往前跨了一步，准备拦住他。莱昂把他撞到一边，跑到月台上。一个肥胖的列车员戏剧性地指着他，两个猩猩般的搬运工跳下货厢，加入了捕捉闯入者的行列。莱昂翻过一道摇摇晃晃的围栏，跑进了铺着碎石的仓库区。枪声炸响，子弹打在不远处的车厢上，火星四溅。二十米开外，一列载货火车缓缓开动，莱昂把小木盒塞进衣袋里，跑过两道铁轨，双手抓住焊在车门旁边的把手，攀上了那节逐渐加速的货厢。 汽笛鸣响。 安东·索科洛夫停下脚步，看着火车加速驶离站台。 —— 领事把报纸扔在戴维·帕克面前。 副领事先看了他一眼，再把目光转向头版的俄文标题，继而翻到内页，琢磨里面的内容，皱着眉，就像军医评估一个溃烂的伤口。挂钟滴答作响，整整三天以来，阿尔萨斯大街15号都被一种厄运将至的忧愁笼罩着，打字员和翻译们在楼下的办公室里窃窃私语，像一群受到了雷声的惊吓，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小型啮齿动物。 戴维摘下眼镜，“我会去见大使。” “不，我会去见大使，”领事强调了“我”这个字，回到办公桌后面，重重地坐下，“贝尔格莱德这个蜂窝被捅了之后，他们想要的是把我的头放进一个盒子里，寄给见鬼的□□——我们的人找到克里斯了吗？” 假如副领事留意到了姓名的轻微谬误，那他也没有纠正，“没有，先生。” “也没有尸体？” “也没有尸体。” “耶稣、玛利亚和约瑟，”领事用手帕擦了擦脸，“三天了，一个见鬼的发报员能逃到哪里去呢？” 像是要回答他的问题，戴维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起来，副领事看了上司一眼，后者打了个手势，示意他接听。戴维拿起了听筒：“这是帕克。” 他沉默地听了好一会，以一句简短的“好的”作结，挂上电话。 他转向领事，后者挑起眉毛。 “显然，发报处的托马斯刚刚接到了伊斯坦布尔联络站的电报，”他停顿了一下，像是被词语堵住了喉咙，“来自莱昂·克里斯滕。” —— 美国驻斯特拉斯堡领事馆发报处那碗橱般的办公室最多只能容纳三个人，但领事的尺寸抵得上两个人。脸上有痘疤的托马斯被挤到墙角，像往常那样半张着嘴，惊奇地看着领事和副领事围在他谦卑的小办公桌前，一个戴着耳机，另一个攥着铅笔。 “感谢上帝，”领事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像个迷信的乌克兰农妇，“感谢上帝——看在基督份上，你怎么还在这里？”他瞪着托马斯，后者含糊地道歉，溜出办公室，关上了门。 “他说乌鸦的‘遗物’在他手上，”戴维在“遗物”这个词下面画了两条横线，发报机吐出了一张新的纸条。 “仁慈的基督啊。”领事回答。 “有人试图杀他，苏联人，我想，克格勃，”副领事换了一张新的草稿纸，“他说他需要帮助。” “他当然需要了。”领事坐下来，椅子发出危险的嘎吱声，“伊斯坦布尔，我们在那附近有朋友吗？” “我们没有权限，先生。” 领事掏出了手帕，却没有拿来擦脸，只是攥在手里，“有那么一个人。” 发报机继续嘀嗒作响，但戴维的注意力已经不在那里了，他盯着领事的脸看了好一会，寻找开玩笑的痕迹，没有找到。“绝对不能，先生。” “我会给巴黎打电话。” “你需要给华盛顿打电话，先生，再给兰利打电话，在你来得及说完‘土耳其’之前，我们都会被发配到坦桑尼亚，我听说那里的办事处甚至没有厕所。” “或者，在事情解决之前，华盛顿都不需要知道这件事。”领事慢吞吞地说，像是在测试每个词的发音，“想想看，戴维，他曾经是我们最好的人手，见鬼，我打赌现在也还是。‘乌鸦’已经把最困难的部分做完了，他只需要把货物运到铁幕这一边来。我们——” “你在进行政治自杀。”戴维指出。 “也许，也许不，要是我们解决了这件事，就能像国王一样返回华盛顿，”领事用手帕擦擦下巴，“想加入吗？” 副领事盯着发报机，它安静了下来，仿佛也在屏息等待。电缆另一头是莱昂·克里斯滕，农场主的儿子，缺乏训练的领馆雇员，对外交的精妙部分一无所知。 “我们到隔音室里谈。”他提议道。 —— 六个小时后，莱昂猛然惊醒。 在伊斯坦布尔的深夜里，发报机发出了漫长沉寂之后的第一声鸣叫，有条不紊地吐出了一个名字，和一个地址。 ☆、Epi.04 4. 前两个水龙头都是坏的，莱昂拧开第三个，俯身洗了洗脸，水滴到衣领上，他还穿着那件旧毛衣，夜班发报员借给他一件外套，换下那件从火车上偷来的，沾着血迹的那件早在火车通过土耳其边境之前就扔掉了。 电话响了起来，六个里的其中一个，许久，无人接听。声音在走廊、前厅和四个壁橱大小的办公室里回荡。伊斯坦布尔联络站的伪装是一家旅行社，挂在门口的铜牌这么宣称，而镶在相框里的褪色风景照片和杂志架上快要满溢出来的打折套餐小册子进一步说服意外闯入的人们，铜牌确实没有撒谎。旅行社有一辆小型巴士，雇佣了一个当地司机，自然是为了接待游客，决不是别的什么原因。 有人敲了敲洗手间的门，莱昂抹了抹脸上的水，拨开了锁。夜班发报员，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支点燃的烟，一个黑色帆布包挂在手臂上。 “司机到了，”他告诉莱昂，“下楼，转右，第二个街口再转右，你会看见一个停车场，我相信你知道一辆巴士长什么样。” 莱昂说他应该知道。 “别和司机说话，不过说也无妨，他不会英语。我们告诉他你是个摄影师，”黑色帆布包塞到他手上，“你记得地址吗？” 莱昂从外套口袋里摸出写着姓名和地址的半张纸里，对方摇摇头：“当我说‘记得’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就算有人把你的头按进水里，你还能拼写出街道名。” “我记得。” 值班发报员取走那张纸，掏出打火机，点燃。 远处，宣礼塔的喇叭响了起来，呼唤人们参加今天的第一次祈祷。 —— 雪盖住了被烟熏黑的屋顶。 莫斯科似乎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永恒的雪，清晨的冻雾，低垂的太阳，空旷的街道和广场。空气本身像是长了倒刺，在呼吸的时候刮破上颚和喉咙。安东上一次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奥尔加姨妈还活着，对那颗悄然生长并最终杀了她的肿瘤一无所知。在最后那个痛苦的星期里，尼古拉姨父向管理农场的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普利瓦洛夫借了卡车，把她送到列宁格勒，然后又送到莫斯科，她在那里死去，又被同一辆卡车运回农场，下葬，泥土被冻得如此坚硬，铁铲像是敲在钢板上。这一切都是彼得转告给他的，七个月之后，在华沙一家咖啡馆里，阳光晒暖了他的后背。 安东不记得他的父母，奥尔加姨妈坚持说他们都是病死的，刚开始的版本是霍乱，后来又变成了肺炎，但时间是肯定的，1939年，许多父母都在这几年间“病死”。当安东问起墓碑在哪里的时候，她会佯装发怒，开始用“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来称呼他，命令他滚出厨房。 他的童年是霜冻的沼泽，当他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带着一种贫乏的、预科学校毕业生的想象力，问他这是不是一个比喻，不是。奥尔加姨妈家在沼泽边上，农场最偏远的角落，往西走。尼古拉姨父照顾马匹，两个表兄像驮马一样工作，并不怎么和他说话。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索科洛夫，年幼的局外人，独自在旷野里玩耍，用弹弓打田鼠和偶尔出现的狐狸。学校是日久失修的教堂，每周两次，他在长凳上抄写西里尔字母表，弯着腰，壁画里缺了一只眼睛的圣徒严厉地俯视着他。 路灯熄灭，太阳还没有出来，捷尔任斯基广场阴影幢幢，这似乎也是它一直以来的样子。人们不得不路过这里的时候都低着头，像独自穿过峡谷的牧民，屏着呼吸，生怕被狼群察觉。安东按紧帽子，走进阴影里。 克格勃寄生的这栋建筑物内部由深浅不一的棕色、黑色和米黄色构成。彼得的办公室是其中一个稍微比其他地方更阴暗一些的角落。他不常在这里出现，彼得是那种喜欢巡视蛛网每一个角落的蜘蛛，只会在风暴快来的时候回到蛛网中央，用细瘦的、布满斑点的节肢拨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丝线。 “火车，”彼得开口，皱起眉头，像是突然之间忘记了哪一班火车，“终点站是伊斯坦布尔。” 我知道，安东想，并没有说出来。 彼得点了一支烟，把烟灰缸拨到桌子正中央。房间里没有窗户，灯泡浸泡在烟雾里。彼得就只是彼得，没有父称，没有姓氏，也没有解释，从安东还是个军校生的时候开始就是如此。行动处处长有着蜘蛛般的耐心和不容外人干扰的节奏，安东等待着。 “去年十月，一位尤里亚诺夫上尉叛逃到美国，在他随身带着的礼物里，有一份五十六页的名单，克格勃的谍报网，不是全部，但也足够把孩子们从地窖里拖出来，撕成碎片，”彼得磕了磕烟灰，“问题：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被撕成碎片？”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安东继续等待着。 “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找到钥匙，直到‘乌鸦’把它偷走。”拿着烟的手晃了晃，“我们不能把孩子们都叫回来，你明白的，他们当中有些人走得太远。所有人都背上了死刑判决，没有人知道行刑时间，两小时后，一个月。” 烟被摁熄了。 安东看着灰烬，“我会去伊斯坦布尔。” 彼得像是没听见他的话，就算听见了，也不感兴趣，“如果我那个死在克里米亚的父亲曾经教会我什么的话，那就是一，怎样凿一个完美的冰洞；二，出发前检查你的□□。我认为这是十分正当的行前建议。” 这就是你把我召回莫斯科的原因？检查你的□□？“确实是的。”安东回答。 彼得着手卷一支新的烟，“莫斯科还是你记得的样子吗？” “是的。” “你的意思是‘很不幸，是的’，还是‘感谢上帝，是的’？” “各有一些，我想。” 一根火柴被擦亮，硫磺的气味，火光短暂地照亮了彼得骷髅般的脸，“走吧，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有人会送你去机场的。” —— 车在一条街外停下，一道斜坡的底部。莱昂下了车，开始攀爬，一路核对门牌号码。空气里满是豆蔻、潲水和咖啡的气味，两个男孩骑着自行车，像炮弹一样冲下斜坡，冲莱昂喊叫了一句什么，在他来得及作出反应之前就消失了。 他要找的房子平凡无奇，夹在另外两栋相似的住宅之间，只有一小段石阶和钉在墙上的蓝色信箱把它们区别开来。莱昂按了按门铃，没有应答，他退后一步，抬头看二楼的窗户。窗帘紧闭，没有提供任何线索。 一只狗冲他吠叫，莱昂转过身，狗主人拍了拍那只黑褐色杂种狗的头，让它安静。他戴着毡帽，大衣外面搭着一条格纹围巾，看起来更应该出现在格林威治，而不是远离伊斯坦布尔中心的窄巷里，“在找什么人吗？” 他说的是英语，听不出什么口音， “记错门牌号码了，”莱昂回答，“我现在就走。” 戴着毡帽的人往旁边迈了一步，挡住了他的去路，“我在这附近住了很长时间了，也许能帮你。”狗又吠起来，龇起牙齿，“安静，阿尼卡。”他训斥道，这名字的最后两个音节之间有小小的空隙，就像下楼梯时不慎踩空的那一级。 “我在找一位海因斯先生。” “多么巧合，这就是他的房子，”戴着毡帽的人指了指那间有蓝色信箱的房子，“试过门铃了吗？” “好几次。” “老混蛋不在里面？” “他没有来开门，如果这是你的意思的话。” “最好进去确认一下，不是吗？”牵着狗的陌生人走上前门台阶，拧了拧门把手，“锁着，但没有理由担心，我碰巧带着钥匙，海因斯先生时不时请我帮他给盆栽浇水。” “我还是更乐意在外面等海因斯先生回来，谢谢。” “我就是海因斯，我感谢你的礼貌。”戴着毡帽的人推开门，莱昂终于看见了他的枪，惊讶于自己为什么没有更早察觉，也许是因为狗，或者那件大衣，“闭上嘴，进去。” —— 狗趴在软垫上喘气，莱昂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想离它再远些。枪放在桌子上，他的黑色帆布包躺在旁边，像头被开膛破肚的动物，海因斯逐一检查里面的物件，护照，铅笔，线圈记事本，少许现金，一个小木盒。他打开了木盒，嵌在软垫里的是薄薄一片金属，末端是近似钥匙的圆形把手。 “再说一次你是从哪里来的？” “美国驻斯特拉斯堡领事馆，先生。” “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你的？” “副领事帕克，先生。” “他应该知道我早就退休了。”海因斯拔掉台灯插头，把它从茶几转移到餐桌上，拧亮，琢磨着金属片上纵横的电路。 莱昂清了清喉咙，“那是什么？” “这，”海因斯把金属片放回原处，合上盖子，“是一个特别烫手的马铃薯。” “用简单的话来说？” “用简单的话来说，”一把椅子被拖了过来，海因斯在莱昂对面坐下，他已经脱掉了大衣，衬衫外面套了一件鸡心领毛线背心，看上去就像莱昂的十年级自然科学老师，“假设你要把你的小秘密锁起来，比如说，心爱的餐馆列表，种植兰花的窍门，或者一份外勤特工名单，先加密，是吗？然后你把它锁在一个漂亮的箱子里。这还不够，锁可以被撬开，箱子可以被砸坏，于是你在箱子里加了一个聪明的装置，在箱子打开的时候自动销毁里面的信息，除非，”他打量着莱昂，看他能不能跟上，“除非你有一条特制的钥匙，按特定的次数和方向旋转，箱子打开，里面的猫咪是活着的。” 莱昂的目光移到小木盒上，再转回来，“那是一条钥匙。” “那确实是一条上述的钥匙。” “副领事希望你把它送到墙的另一面。” “副领事需要另作打算，”海因斯回到餐桌边，一一把零散的东西收回帆布包里，“我和我的好姑娘阿尼卡哪里也不去。” 狗在听到自己的名字时竖起耳朵。 “我会死在半路上，先生，我知道这一点。” 海因斯把帆布包丢给他，“我会为你祈祷。” 刺耳的喇叭声响起，三下，莱昂走到窗边，刚好来得及看见那辆印着旅行社商标的小型巴士开走。从另一个方向开来的是两辆警车，并排停在斜坡底部，穿着制服的警员下了车，向钉着蓝色信箱的房子走来。“见鬼，”海因斯说，把发报员从窗边拉开，“后门，现在。阿尼卡，跟上。” 一辆车停在后门，狗跳进副驾驶座，莱昂钻进后排。车倒退着驶出了窄巷，拐了个弯，冲下斜坡。一个警察发现了他们，站到路中央，举起手臂，示意停车。海因斯踩下油门，警察跳开了，高声喊叫着什么。 “我们要去哪里？”莱昂问，车冲过电车轨道，扎进马路另一边的车流里，喇叭声四起。 “去确认一件事。”海因斯回答。 —— “狗不能进去，”警卫重复道，“你们也不能。” “拿起内线电话，”海因斯温和地建议，用脚挡住快要关上的门，“告诉领事，麦卡伦先生希望进行友好的拜访，是的，卢克·麦卡伦，带有一个‘a’。” 警卫怀疑地看了他一眼，回到门厅里去了。领馆区的街道空荡荡的，莱昂的视线不停地溜向路口，防备着始终没有出现的警车。 美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的门重新打开了，同一个警卫，看起来比刚才更困惑，“你们可以进去了，麦卡伦先生。” 一楼办公室电话响个不停，夹杂着打字机不间断的咔哒声。狗抖着耳朵，像是要甩掉噪音。海因斯赶走了一个惊讶的译码员，把莱昂按到椅子上，“给苏联大使馆发一封电报。” 莱昂戴上耳机，又摘下来，“哪里？” “苏联使馆，”海因斯告诉他，“内容是‘阿尼卡向父亲致以问候’，明文。” “无意冒犯，海因斯先生，我认为我们应该离开——” “把电报发出去，克里斯滕先生。” 回复是在四十分钟后来的，只有一行字。莱昂抽出纸条，“‘退休生活如何’，逗号，‘康纳’，问号。”他放下铅笔，“谁是康纳？” “我。”康纳·海因斯回答，“莫斯科把索科洛夫派来了。” “谁？” “一个老朋友，”海因斯把他拽起来，“现在我们该走了。这是个适宜谋杀的天气，最好不要待在户外。” 从斯特拉斯堡来的发报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于是没有作声。 ☆、Epi.05 5. 阿尔萨斯大街15号的隔音室里，领事在进行最后一轮彩排。 “假如大使提出召集特殊事件处理委员会，要求把兰利和华盛顿都拖进来？”戴维·帕克问，面前的玻璃杯也许一开始是用来装冰水的，现在塞满了烟头，泡在半英寸深的脏水里。 “我会提醒他这个任务去年就已经得到授权，我们不能在意外发生之后等华盛顿慢吞吞地花上六个月玩官僚主义弹子球，我们没有时间，更别提这会让大使显得像个束手无策的巨婴。” “强调巨婴，大使痛恨别人暗示他没有主见。” “完美。”领事咕哝道，抓起放在托盘里的酒瓶，检查了液面高度，往杯子里添了一点威士忌。 “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起用一个退役特工’。” “我不知道他退役了，肯定是因为备忘录没有更新，我敢打赌克格勃比我更早知道外勤的人事调动。” “最后一句别在大使面前说。上述特工为什么退役？” “从没听过这首歌。” “卢克·麦卡伦。” “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帕克用铅笔在废弃不用的信纸上写着什么，“假如中情局坚持接手？” “表示感激和欢迎，但拒绝提供细节。对不起，联络不上他们；对不起，我只是个领事。” 副领事似乎问完了问题，陷入沉默。他们分坐在桌子两边，一个盯着铅笔，另一个旋转着酒杯。领事额头上布满汗珠，但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手帕。墙上的挂钟指着十点二十五分，自从情报处的人把它拆开，检查里面有没有窃听器之后，它就再没走动过。 “不管怎样，大使还是会召集委员会的，是吗？”领事开口。 “恐怕是的。” “我们要倒霉了。” “我们不这样说，先生，按□□认可的表述方式，我们‘仍然有不可忽视的成功机率’。” “斯科特已经准备好车了吗？” “就在楼下，先生。大使和夫人邀请你共进晚餐，最好换一条领带。” 领事把杯底残余的威士忌和融化成小颗粒的冰块一起喝下去，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祝我好运，戴维。” “祝你好运，先生。” 这是副领事在他漫长而曲折的职业生涯里第一次说了实话。 —— “你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吗？”莱昂问。 在过去的十五分钟里，车一直在山羊肠道般小巷里艰难穿行，勉强躲开神出鬼没的手推车和像霉菌一样平铺生长的香料摊。副驾驶座那一侧的车窗关着，狗把鼻子顶在上面，呼出了一大团湿漉漉的雾气。莱昂缩在后排座位，看着灰暗的土黄色墙壁在窗外掠过。 “取决于‘他们’是谁。”海因斯说。 “你知道的，特工处，情报办公室，‘特殊应对小组’，或者近期流行的别的什么专有名词。” 车挤进一条更窄的巷子，在石阶上重重地颠簸了几下。“我父亲是个木匠，从没离开过怀俄明，妈妈在我还没到五岁的时候就死了，肺结核。我爸积攒了一小笔钱，想买下琼斯兄弟即将倒闭的伐木场，大琼斯把他嘲笑了一番，我爸扇了他一巴掌，小琼斯抄起一根带钉子的木棒，打中了我爸，这里，”他用右手拍了拍自己的后脑勺，“当场就死了，来不及发出一点声音。社工一个星期后就把我带走了，那是1955年，我能去的地方只有福利院，能离开福利院的方式只有参军。” “我很遗憾。” “不必，因为那不是真的。我在查尔斯顿长大，祖父和父亲都是西弗吉尼亚州议员，再过两年，我哥哥也会加入这个派对，我出色的母亲和妹妹主持着一间教会医院。‘康纳应该在□□里谋求一个职位’，这是我父亲的判决，为此我必须在欧洲服刑，‘外交经验’，他们说，‘弥补康纳从未参军的缺陷’。”车在一扇挂着红色粗布帘的门前停下来，海因斯转过身来，看着莱昂，“或许这也是编造的，你永远不能确定。我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无关紧要。下车，克里斯滕，我们要去见魔术师。” 莱昂的眼睛过了半分钟才适应烟馆里的黑暗。为了盖过刺耳的音乐声，所有人都在高声喊叫，像一群求偶季节的野鹅。烟雾如此浓厚，几乎能用黄油刀切开，海因斯掀起又一道布帘，旋梯把他们引向另一扇门，守在外面的大个子显然认得海因斯，冲他点了点头，推开了门。 楼下的音乐声减弱成低沉的搏动，仿佛地板下面埋着一颗心脏。阿尼卡径直跑向堆满坐垫的长沙发，斜靠在上面的人伸出一只装点着戒指和镯子的手，揉了揉狗的耳朵。矮胖的蜡烛占据着茶几一角，被凝固的烛泪连在一起，像高低起伏的山脉。一个圆形浅口盘里装着些说不清是白垩还是骨头的玩意，旁边是用小碗装着的核桃、葡萄干和成卷的薄片火腿。在莱昂看来，就像是有人把康涅狄格乡下周日集市的算命师帐篷连根拔起，移栽到这里。这个 “塔米娅，”海因斯俯身吻了吻她的脸颊，左边，右边，“像往常一样迷人。” “迷人”并不是莱昂会用的形容词，除非你觉得一只裹在彩色涡旋纹棉布里的白化病麻雀非常迷人。狗舔着火腿片，发出湿润的吧嗒声。海因斯坐在沙发扶手上，一只手被握在塔米娅挂满金属饰品的鸟爪里，“公事，我想？”她问。 “我需要我的登山工具。” “惹上麻烦了？” “我什么时候不在麻烦里？” “确实，”老太太说，一绺蜷曲的白发随着她点头的动作而晃动，“确实，我的小士兵。这位年轻人是谁？” “我的侄子泰勒。泰勒，这是塔米娅。” 莱昂握了握她的手，戒指冰凉。老太太看起来并不相信海因斯说的任何一个字，但并没有继续追问。她穿过铺了地毯的房间，像猫一样无声无息，把几本书从办公桌后面的书架上取下来，摸索着一个莱昂看不见的锁，一声咔嗒，然后是保险箱密码盘转动的轻微声音。莱昂看了海因斯一眼，后者看着被窗帘遮挡着的窗户。 塔米娅把一盒子弹放到桌子上，第二盒，第三盒；一把□□，护照，远远不止一本；一个皮夹，一张日内瓦核发的通行证，上面用德语和法语写着“红十字会运输车辆”。她有条不紊地搬运着这些东西，像松鼠清空过冬的存粮。海因斯翻了翻皮夹，里面有些现金，各自折成一小叠，法郎，马克，英镑。 “替我照顾阿尼卡。” 塔米娅树枝般的双手撑在胡桃木桌面上，“我应该告诉她你什么时候回来？” “一般而言我不推荐人们和狗交谈。”海因斯把皮夹放进口袋里，冲莱昂打了个手势，让他收好剩下的，“你也许还需要处理一辆车，推进河里，撞毁在山路上，方式不限。” “不是喜欢退休的类型，我从第一天就这么说过。” 海因斯推开了门，“再见，塔米娅。” —— 留着一撮可笑胡子的使馆雇员放下电话。 “警方拒绝设置路障和检查站，”他解释，安东思忖着这个人的声音是本来就这么尖细，还是因为此刻非常紧张，“除非我们解释为什么要找这辆车，而且他们希望我们通过常规外交途径沟通，而不是，我引用他的原话：‘编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浪费他们的人力’。” 也不再需要找这辆车了，安东想这么说，但并没有开口，也许水警两个月后会在港口捞起一辆车，外观完全符合苏联使馆的描述，只是缺了牌照和司机。他们第一次交手的时候，彼得的孩子们花了大半个月才在山谷里找回被丢弃的卡车。那是以色列向叙利亚和埃及宣战的那一年，伯尔尼的冬天尤其恶劣，白天仿佛只持续短短几个小时就结束了，匆忙让位给寒风呼啸的夜晚。酒店里挤满了情绪低落的滑雪者，在大堂酒吧裹着墨绿绒布的沙发上心不在焉地玩纸牌，安东藏在他们之间，等一个借道维也纳来的英国建筑师，以及他随身带着的坎布里亚浓缩铀工厂蓝图。大雪压塌了一段电线，火车比预计中迟了一周，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不妥。 在这些栖息在酒吧的候鸟中，安东认得一家意大利人，主要是三个吵闹不堪的孩子，父亲永远在看报纸，母亲总是点一杯橙汁和一杯伏特加，一点点地把它们混在一起；两个阴郁的德国人，从不和对方说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雪茄；一群骑术学校的学生和他们肥胖的督导；还有一个总是坐在吧台最右边的影子，如果安东有机会猜三次的话，他会说银行家，图书馆员或诈骗犯。 火车宣布再次停运的那天晚上，安东比平常更迟下楼，餐厅里已经相当拥挤。纯粹是为了躲避那三个互相投掷黄芥末的那不勒斯小恶魔，他坐到了银行家、图书馆员或诈骗犯旁边。后者起先并没有理会他的意思，直到酒保把马丁尼放到安东面前，他才侧了侧头，“该试试他们的威士忌。” “马丁尼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只是给你推荐更好的选项。第一次来伯尔尼？” 银行家，安东敲定了一个印象。“第二次，事实上，只是路过，如果不是因为火车。”他打了个手势。 银行家拿起酒杯，铜袖扣在吊灯下闪闪发亮，他的眼睛是绿色的，“敬瑞士铁路。” “敬瑞士铁路。” 他们各自喝了一口酒。挂在酒柜旁边的壁钟走到了九点，在他们身后，乐队奏响了第一个疲倦的音符。没有人跳舞，雪抽打着高耸的窗户。 “名字是亚历克斯，顺带一提。” 亚历克斯看上去并没有握手的意向，安东也没有动，“本杰明。” “现在你想试试威士忌了吗，本杰明？” 他想。乐队换了一首曲子，慢悠悠的小提琴。他们聊天，接下来两晚都是这样，亚历克斯谈论去世一年的妻子，安东谈论自己不存在的女儿。身份毕竟只是些手套，戴这一双来取出烤盘，戴另一双来擦墙上的血迹。 建筑师在铁路恢复运营当晚抵达伯尔尼，住进了酒店仅剩的一间顶楼套房。按照计划，他应该在九点一刻到酒吧来，假装惊喜地撞见久未见面的朋友本杰明·里克特，蓝图的缩微胶卷藏在他的钢笔里，本杰明会带走这支钢笔。八点四十五分，安东点了一杯威士忌，亚历克斯向他借了打火机，宣布要到花园里抽烟。 亚历克斯再也没有回来。九点过十分，安东搭电梯到顶楼，径直走向转角处的客房，门关着，但并没有锁，一拧把手就开了。他先看见了翻倒的写字台，然后是昏迷不醒的线人，钢笔和手表都不知所踪，皮鞋鞋底也被割开了。前台并不清楚亚历克斯到哪里去了，他在登记表上填的地址如此潦草，完全无法辨认。门童一口咬定亚历克斯没有离开酒店，至少不是从大门走的，不过早些时候确实有一辆运送食材的卡车开走了，这并不寻常，毕竟卡车一般是清早来的。 留着胡子的使馆雇员清了清喉咙。走廊对面的办公室里，一部电话响了起来。 “不需要找那辆车，”安东告诉他，“他会选择步行，也想尽快出境，他只有一个选择。” 对方茫然地看着他。 “港口，”安东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让孩子们去港口。” ☆、Epi.06 6. 亚历克斯，不管他的姓氏是什么，并不存在于档案和监控名单上，虽然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彼得似乎觉得这十分有趣，而安东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他空手返回波恩，在那张疏于使用的小办公桌后面咀嚼他的失败——这张桌子被塞在苏联使馆签证办公室的边角处，快要挤进文件柜里了，平日用于堆放多余的墨水瓶和茶杯。领馆雇员私下里叫他“卢比扬卡的孩子”，而对那些确实在卢比扬卡工作的人而言，他就只是“彼得的孩子”。在措辞模糊的外交人员通讯录上，安东·索科洛夫是一位“助理”，附带一个电话分机号码，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他在“协助”些什么。 巴特戈德堡使馆区从来不缺这样的助理。 他当时住在一间带家具出租的阁楼里，靠墙一张孤零零的床，看起来像是从军医医院捐赠品仓库里偷的。倾斜的窗户放进阳光，因为玻璃上经年累月的污渍已经擦不干净了，总是给人深冬的印象。在变幻莫测的早春时节，那窗户放进来的还有雨，在铁桶里敲出时钟一般稳定的滴答声。唯一一部电话放在床边的地板上，以便在各种古怪的时刻把他吵醒，驱赶到笼罩着波恩的漫长黑夜里。 名义上的房主从未出现过，租金之类的事务经由使馆的一个秘书打点，即使安东怀疑房主事实上并不存在，他也没有和任何人讨论过。楼下的家具都盖着防尘布，当他半夜回来，就着一个低瓦数灯泡的光亮走上楼梯的时候，它们看起来仿佛未完成的石膏雕像，有着模糊的猎食动物的形态。除了厨房，他从不用楼下的房间，只是偶尔把靴子摆到台阶上晾晒。唯一一件西服外套挂在壁橱里，他只有两条领带，灰色，和更深的灰色。当他出现在土耳其大使馆举办的鸡尾酒会时，打的正是深灰色的那一条。那是个暖和得惊人的四月下午，早上下过一场小雨，在随之而来的烈日下早就了无痕迹。冰块迅速融化，把托盘里的甜茶变成寡淡的棕色糖水。花园里安排了一场撞球游戏，旁观者比参与者多出两倍。今天他扮演的是苍蝇的角色，在人群里捡拾闲言碎语。汗水浸湿了衣领，安东解开领带，塞进外套口袋里，走向树荫下的长桌和放在上面的冰水。草坪那边传来击球的沉闷声响，夹杂着不冷不热的掌声。桌边零散地站着些不愿意到太阳下面去受刑的人，围着装果酒的大玻璃罐，像鳄鱼围着即将被晒干的水塘。一个戴眼镜的人正在和土耳其大使的三个女儿谈话，她们叫他“海因斯先生”，不停地发笑，互相推搡。安东盯着那个戴眼镜的人，放下玻璃杯，大步向他走去。 “亚历克斯。” 银行家、图书馆员或间谍脸上全是礼貌的困惑，“抱歉，我不——” “我们在伯尔尼见过，请原谅，女士们。”他对外交官的女儿们说，抓住亚历克斯的手肘，把他拽向长桌的另一端。围在果酒旁边的几个参赞投来了怀疑的目光，安东松了手，把亚历克斯推到树篱后面。 “‘我们在伯尔尼见过’，”亚历克斯摘下眼镜，皱着眉头打量镜片，又戴回去，“列宁格勒的军校应该先教你们说话，再把枪放到你们手里。你的女儿怎么样了，本杰明？不存在，我猜。” 安东跨过了列宁格勒的陷阱，“你不幸的妻子也一样。” 亚历克斯摊开手，做出“那又如何”的姿态。离开了酒店餐厅的阴影，他看上反而更小了一些，一只收起翅膀的鸟。如果安东再有机会猜三次，他会说邮差、保险推销员或间谍。“我们躲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亚历克斯问，“你需要道歉还是安慰？我两样都不能提供。” “坎布里亚工厂的蓝图。” “从没见过，理应在英国人手上，不是吗，大个子？” 安东想打断他的鼻梁。 草坪那边又传来一阵掌声，这次听上去更热情一些。亚历克斯拍了拍安东的手臂，重新向长桌走去，安东原地站了一会，还是跟了上去。“巴特戈德堡令人难堪的一点是，”亚历克斯拿起两杯已经失去气泡的香槟，把其中一杯递给安东，后者板着脸，一动不动，亚历克斯耸耸肩，把高脚杯放回原处，“我们都假装这是一个有规矩的文明世界。你想知道我的建议吗？” “不。” “我的建议是，多喝点酒，享受这个下午，”亚历克斯往草坪的方向走了两步，折返，从衣袋里摸出一件金属物，放进安东手里，“谢谢你的打火机。” 这是一个重大疏漏，四个小时之后，安东向想象中的彼得抗议，把通讯录砸在那张堆满茶杯的小办公桌上，翻到字母H所在的那部分。他要找的名字在第75页，右侧栏，第二个。 康纳·海因斯，初级常务助理，括号，贸易。 —— “我们不去港口。”海因斯跨过一个蜷缩在楼梯平台上的人，并没有低头看那个倒霉鬼。 “我没有意见，先生，”莱昂紧贴着长霉的墙壁，小心地躲开那双一动不动的、结着血痂的光脚，跟了上去，“我以为我们要离开伊斯坦布尔。” “是的。” “所以为什么不——” “因为我们的克格勃朋友会守在码头。”客房门卡住了，海因斯把肩膀抵在上面，用力把它撞开，房间散发出湿棉布和死老鼠的气味，“我们会留在这里，克里斯滕，等着。” “多久？” “取决于天气。” 窗半开着，传来微弱的音乐和人群的喧哗。海因斯把窗关上，拉下布帘。阳光变成一种暗哑的土黄色。墙壁没有刷漆，从缺口里伸出来的电线像发黑的静脉，爬过□□的砖块，末端吊着一个摇摇欲坠的灯罩和白炽灯泡。海因斯坐到硬邦邦的藤编椅子上，揉了揉肩膀，他已经开始想念那间有蓝色信箱的房子，单人沙发和看了一半的书，放在橱柜深处的半瓶威士忌。卢比扬卡的孩子们现在多半已经把他的房子彻底搜索了三遍，割开床垫和沙发，砸开上锁的柜子。 “你们总是这样说话的吗？我的意思是，鸟类，天气，登山工具，二三十个假名。听上去像夜场电影。” 这个男孩总是在问问题，总有一天他会为此挨一枪。海因斯短暂地考虑不回答，但他们要在这个石灰岩洞般的房间里过上至少一晚，“不总是，”他说，“只是些旧习惯。” “我填过申请表，我是说，给中情局，”莱昂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坐到发黄的床单上，“不过一直没有递交，不想收到拒信，‘克里斯滕先生，感谢你的兴趣，但我们遗憾地通知你’，完。我的意思是，我紧张的时候会不停地说话，多半不是特工处想要的特质。” 隔壁房间传来玻璃摔碎的声音，有人在愤怒地大喊大叫，门打开又摔上，砰砰的脚步声。海因斯站起来，把写字台旁边的高背椅拖到门边，顶住把手。呼唤人们参加晚祷的喇叭声又响了起来，这个仿佛没有尽头的白天差不多要结束了。“试着睡一会，”他告诉莱昂，把□□从皮套里取出来，放到咖啡桌上，“轮到你值夜的时候我会叫醒你。” “我不可能睡得着。” 他假装没听见，走进浴室。两个水龙头都只有冷水，海因斯沾湿毛巾，擦了擦脸，毛巾闻起来有强烈的漂白水气味。所有旧伤都在隐隐作痛，难以分辨哪一个更需要他的注意。曾经有那么些辉煌的日子，他可以靠止痛片和每天两小时的睡眠活着，但那些日子早就过去了。退休生活如何，康纳？他的苏维埃朋友还费心放上一个问号。海因斯能听见他的声音，安东的德语无可挑剔，要是他着急起来，会把r发得稍微往上翻卷，像受潮的纸张。在一个远离波恩的外交哨站挂职，他回答，三年零五个月，没在数日子。 水管在灰泥剥落的墙壁里发出细微的震颤声，暖水溅到他手上，马上又变得冰冷。他拧上水龙头，思忖着那封明文电报是不是一个愚蠢的决定。“戳棕熊的眼睛”，罗杰会这么形容，劳务助理罗杰，以前是个邮航机长，1970年初在侦察任务中被击落，档案没有注明在哪里，侦察什么。当年由中情局雇员组成的“波恩小乐团”里，海因斯是唯一还活着的。 他擦了擦手，回到房间里。莱昂睡着了，歪在脏兮兮的床单上，抱着那个黑色帆布袋。海因斯把藤椅往旁边拉了拉，远离窗户，重新坐了下来。现在他能分辨出哪里更疼一些了，腰侧，子弹差点击穿肝脏的地方。他和安东躲在被炸毁半边的学校里，爆炸声整夜不停，摇撼着漆黑一片的贝鲁特。暂时停火，他提议，凑到对方耳边，安东闻起来像皮革、火药和血，直到我们活着离开这个地狱。 苏联人向他伸出一只沾满灰尘的手，如果不是因为流了那么多血，海因斯一定会大笑起来的。他们握了握手。 光线渐渐消失了，覆盖着窗户的布帘从土黄变成暗淡的灰蓝色，阴影在地板上缓慢爬行。他没有开灯，专心致志地听楼梯间那边传来的声音，指望这样能把注意力从似有若无的疼痛上移开。然而在这片动荡不安的黑暗里，他又别无选择地回到千疮百孔的贝鲁特去了。 ☆、Epi.07 7. 索科洛夫-海因斯停火协议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在此期间他一直在说话，一旦停下来，安东就会踢他一脚，或者拍一拍他的脸颊——不是那种友好的轻拍，而是一个资深审讯官的——抛给他一个新的问题，许多条细细的绳索，海因斯抓住它们，勉强在昏迷的深渊边缘晃荡。 他提起了妹妹，这是可以肯定的，一会儿感叹她比那个秃鹫般的老修女更适合当护士长，过了一会又说他没有什么妹妹，没这个运气，你有兄弟姐妹吗，安东？介意我叫你安东吗？ “不。”对方吐出一个音节。海因斯想知道他否定的是什么，亲属还是名字的部分。微弱的闪光照亮了墙壁，又迅速回归黑暗，爆炸声姗姗来迟。他闭上眼睛，安东又拍了拍他的脸颊，那么用力，简直是一巴掌。“别睡着。” “我开始觉得你是故意的。” “也许。” “□□。” 安东点点头，不为所动，“你刚才说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他不记得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是哪个了，卢克·麦卡伦上的是公立学校，重读了一次九年级。亚历克斯在瑞士长大，辗转在三间预科学校之间。康纳·海因斯有一个叫托比的室友，这个恶魔代言人把水倒在他的枕头上，把他的书丢出窗外。康纳终于和他打了一架，把他的头按进棒球场的泥浆里。他们两个都被停学一星期，海因斯参议员亲自拜访了校长，小康纳第二天就回到了课室里，脸颊肿胀，嘴唇的裂口在他试图说话的时候就会流血。没有人敢多看他一眼。打过架吗，大个子？ “打过。” “谁赢了？” “大多数时间是我。” “那感觉一定很好。” “还可以。” 机枪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像一筐生咖啡豆落在晒热的铁板上，间歇的闪光照亮了墙上的什么东西，半张烧焦的画，海因斯猜想它为某个孩子赢得了小小的荣誉，才得以被图钉固定在这堵墙上。他继而思忖这个孩子是不是还活着，火焰从天而降的时候有没有恰好站在即将垮塌的屋顶下面。无线电装置搁在断墙上，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动静了。罗杰，“波恩小乐团”的荣誉机长和扑克牌专家，为什么还没有来？海因斯会死在这里，毫无疑问。 “我的尼古拉姨夫和表兄，他们养马。”他听见安东说，用的是俄语，好像这些概念必须用母语才能加以解释，“有时候马匹熬不过冬天。它们花很长时间才死去，躺在干草上喘气，眼睛里流脓。‘记在农场的账本里’，他会这么告诉奥尔加姨妈，拿起□□到马厩去。我的表兄们也会跟着去。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不，看在上帝份上，他不知道。 “你快要死了。”安东把这句话像砖头一样砸到海因斯脸上，“你的机师很可能已经被炸成跑道上的一堆垃圾。我打算赶在天亮前出发去的黎波里，剩下的汽油能撑多久就是多久。在走之前我必须——用你们的话是怎么说的？剪掉松脱的线头。” 应该是“绑紧松脱的线头”，海因斯并没有作声。先前友好气氛消失了，就像一层柔软的绒布被掀开，露出下面的锈迹斑斑的手术器械。他把手搭在额头上，那里的皮肤发烫，又或者这是因为他的手心冰冷。 “海因斯。” “是的？” 没有下文，安东·索科洛夫直接把他架起来，半拖半扶地往外面走。有那么可怕的半分钟，海因斯认为他要提前“剪线头”，往他的后脑开一枪，把尸体留在这片寸草不生的砂岩地里。随后他终于听见了安东几分钟前就察觉到的声音：直升机旋翼，逐渐靠近，压过了远处逐渐稀落的炮火。 他在手术台上停止心跳三十五秒，罗杰后来告诉他，坐在床边，用折叠小刀削一个苹果；走廊上传来药品推车的哐啷声，有人在低声交谈，听上去就像砂纸互相摩擦。还有，“大个子德国人匆匆忙忙地走了，像是有食人鱼在咬他的屁股，甚至不愿意让护士处理一下头上的伤口。” “他不是德国人。” “什么？”罗杰心不在焉地问，舌头咬在上下排牙齿之间，盯着刀尖。 “我说我需要吗啡。” 罗杰把削下的果皮捞起来，在海因斯眼前晃动，“看看这个，康纳，告诉我你从没见过这么完整的苹果皮。” “见鬼，把它拿开。” 前邮航机师大笑起来，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只斗牛犬。 —— 上头的命令下来时，就像以往任何一次那样，信誓旦旦，然而模棱两可。他们先把海因斯挪到伦敦，宣布“过一段时间”会安排飞机把他送回大西洋对岸，自然没交代“一段时间”是多长一段，三天，两年，还是六百公里。当使馆人员谈到“他们”的时候，如果压低声音，说两个字就假装咳嗽，那“他们”指的是聚集在国会山的那一群高尔夫俱乐部资深成员；假如语调轻蔑，配有耸肩动作，那“他们”指的是后勤处。 负责在伦敦“照看”他的是个细声细气的文员，看起来在三十岁上下，头顶的毛发已经有危险的稀疏趋势。“邓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自我介绍道。大半个月过去，海因斯依然不知道这是他名字还是姓氏。当他字斟句酌地问起，返回美国的航班有没有可能安排在本周时，邓肯露出耐心的微笑，就像人们看见猫坚持不懈地攻击镜子时那样。 “没有什么航班，海因斯先生。他们决定把你送回波恩。”他耸了耸肩。 “波恩？” “杰拉德说这样更‘经济’。” 海因斯并不知道杰拉德是谁，但这并不妨碍他认为这人是个蠢货。他从卢顿机场起飞，降落波恩的时候风雨交加。罗杰和一辆布满刮痕的大众等在停机坪边缘，伞一点用处都没有，两人从肩膀以下都湿透了，冷得发抖。山峰彻底被低垂的雨云吞没，雷声从远处传来，很微弱，像隔墙听见的鼓声。 车没有在通往巴特戈德堡的路口转弯，而是继续往前，驶向波恩市区。他们让你住在鸟屋里，罗杰对落满雨水的挡风玻璃说。海因斯已经把暖气旋钮拧到最大，但两人说话的时候也还是能看到白气。做几个月案头工作，写报告，去议会旁听，或者打瞌睡，随便你，我就从没见过有多少人清醒地坐在旁听席上的。 “鸟屋”是栋乏善可陈的平房，用于接待那些不值得让大使馆多花时间的低级别雇员，偶尔还有令人生疑的“时政记者”。医生承诺每两天来一次，但事实上一次也没有来过。罗杰周末拜访，有时候一个人来，有时候带着太太和儿子，送他们去买袜子、蜡笔套装、儿童球拍和一个五岁男孩需要别的什么玩意。 “一个小小的问题，小，但是稍微有点烫手，姑且这么说，等等。”第一瓶啤酒喝到一半的时候，罗杰说，在公文包里摸索着什么，海因斯原本以为是一封信，等他抚平了纸张，才看出那是张照片，一个黑白的安东·索科洛夫严厉地看着他们两个，“这是那个把你抬上直升机的好朋友，不是吗？那个不乐意给伤口消毒的白痴，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助理，在签证处工作，我听说。” 海因斯没有回答。这是个周六下午，屋后的草地上有群小孩在踢球，发出兴奋的尖叫。 “有什么是我应该知道的吗？” 海因斯拨弄着啤酒瓶盖，“他是彼得的其中一个孩子，我想，我们在伯尔尼见过。我不知道他会在贝鲁特，纯属意外。” “仅仅是‘工作关系’，我们能这么说吗，康纳？” 他把瓶盖弹到草丛里，“我们能这么说。” 罗杰审视着他，好一会，然后把照片揉成一团，塞回衣袋里。海因斯拿起啤酒瓶，碰了碰他的。 一个典型的工作日早上往往被枯燥无味的外交电文占满，下午则用于归档签证处送来的文件。每周一次，他步行去市政厅参加例会，纯粹是为了咖啡和那些切成拇指大小的柠檬蛋糕。在外交金字塔底端摄食的助理、秘书和通讯员们在这里聚集，听从柏林来的这个或那个官员念大同小异的讲稿，没有一个人看上去是自愿出席的。 海因斯总是坐在最靠近出口的位置，一般是最后一排，如果那里已经有人了，他就挪到紧邻走道的座位上去。在他第六次走进这个令人压抑的大厅时，安东·索科洛夫就坐在那里，笔记本摊开在大腿上。他又打了一条灰色的领带，外套搭在椅背上，戴着一顶难看的毡帽，需要遮住脑后的伤口，海因斯想。安东侧过身，目光落在海因斯身上，“早上好。” 海因斯点了点头。一个他见过几次面的法国人叼着还没点燃的烟走进来，坐在前排。安东略微提高了声音，像是故意要让周围的人听见。 “他们准备调整煤炭的出口限额，我猜你已经听说了。” 他没有。“当然。” 发言人敲了敲麦克风，它发出刺耳的电流声，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对话自然而然地终止，没有谈论天气，也没有“很高兴看见你还活着”，毕竟在任何正式记录里，他们都从未踏足过黎巴嫩。人们应该和一个委婉地威胁要像放倒病马一样处决你的苏联人说些什么？煤炭出口限额，显然。 到午餐时间，人们像躲避空袭一样迅速撤离。他们并肩走到走廊上，互相询问对方关于餐厅的意见，直到和其他外交动物拉开了足够远的距离，他们才握了握手，敷衍了几句客套话，朝相反方向走去。 ☆、Epi.08 安东远远地就看见了那个美国人。 彼得会说“他能当个棒极了的小偷”，在他的词典里，这是一种赞美，意味着他也能当一个棒极了的间谍。“从来不需要一个隐形人，”彼得会接着说，把烟丝卷紧，“我们需要的是每个人都看见了，却没有留意到的人。” 没有人会多看海因斯一眼，廉价的灰色风衣，没有熨平的长裤和穿旧了的皮鞋，没什么值得留意的。他只有在扮演亚历克斯的时候才打领带，半温莎结。他今天戴着眼镜，就安东所知，他的视力并没有问题，也许这两片玻璃是一个提醒：你现在是个百无聊赖的使馆雇员，不是别人。海因斯在楼梯平台上停下来，瞥了一眼手表。安东知道他发现自己了，但还是假装没有留意。一个幼稚的游戏，谁首先打招呼就输了。安东坐在原处没动，等他过来。 “你再没有别的领带了，是吗？” “没有预算，”安东替他拉开椅子，“你来早了。” “显然还不够早。”海因斯把脚搭到前面的椅子上，“又一天，嗯？” 安东盯着墙上的一块光斑，“我不太确定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们被困在波恩，直到我们变得衰老、迟钝和肥胖。你从没这么想过吗？” “从没。” “你太无趣了，安东·安德烈耶维奇。” 空无一人的议会大厅里，一个瘦小的影子在扫地，像某种勤恳的带翅昆虫，在柱子规整的阴影之间缓缓挪动。 “我有一个疯狂的主意。”海因斯说。 安东等着。那个佝偻着的影子消失在走廊里，一扇门砰然关上，回声不绝。 “我的西班牙家庭女教师，我是说，罗杰，今天到捷克去了，又或者是波兰，我没在认真听他说话。这意味着鸟笼的门开了，我能跑到山坡上唱歌，又或者请新朋友喝一杯。我们可以谈谈，你知道，贸易。”海因斯侧过身，看了一眼大门，走廊仍然空荡荡的，“如果我们现在就走，没有人会发现我们来过。” 说不，他想象中的彼得严厉地说，使劲用拐杖敲打桌腿，拒绝他。 自离开莫斯科以来的第一次，安东没有听从这个声音。 —— “鸟屋”的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没有窃听器。因为不是安全屋，自然也没有值班特工和街对面看似忙碌，实则负责监视的肉店老板。没有人看见本应出席听证会的贸易助理提前回来了，也没有人看见他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客人。 “帮我个忙，别到客厅里去，好吗？”海因斯摸出两只玻璃杯，“如果你不小心看见了什么本应保密的表格，我可能需要把你勒死，埋在后院里。” “所有美国人都这么友善，还是说只有你是这样？” “我们，索科洛夫，复数，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坐下。” 逼仄的厨房里只有一张小方桌和两把不成对的椅子。靠墙放着一张婴儿用的高脚椅，漆成一种欢快的橙色。“来自《邮报》的首席驻外记者和夫人，在这里住了两年，秋千也是他们搭起来的。” 除了栗树层层叠叠的阴影，安东什么也没有看见。他问海因斯是否认识这位记者。 “只认识他迷人的太太，她的丈夫威胁说要是我再踏进这里一步，就用猎枪招呼我。”海因斯把酒杯递给他，“冰块？” “不，谢谢。” 船正式驶入了危险的陌生水域，安东喝了一口酒，纯粹是为了避免说话，他已经后悔自己问了个蠢问题。酒有种深重的烟熏气味，像咬下一块淋了蜂蜜的焦炭。海因斯倚在桌子旁，观察着他。 “如果你想问我什么，现在就是好时机。” “你不是邀请我来喝酒的。” “看，莫斯科来的侦探解开了第一个谜题。” “这是个糟糕的决定。” “这是个合理的安排。”海因斯伸手解开他的领带，“这并不代表什么，离开这栋房子之后一切照常。” 仍然是个糟糕的决定。这是安东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是，他的眼睛确实是绿色的。 —— 安东在伊斯坦布尔的清晨醒来，过了好一会才意识到是什么吵醒了他。电话，桌子右上角。他睡在一叠摊开的档案上，肩膀和脖子感觉像被火车碾过。他拿起听筒。 “水警刚刚捞起了一辆车，长官，”一个尖细的声音说，安东花了几秒才把它和那个留着可笑胡子的使馆雇员对上号，“但牌照被拆了，而且——” “而且车架编号也被凿掉了？” 短暂的迟疑，“是的，长官。孩子们还需要留在港口吗？” 安东揉了揉鼻梁，“不，让他们走吧。我去拜访一下魔术师。” 他没等对方回答就挂上了电话。 路灯刚刚熄灭，微弱的天光还不足以照亮街道，伊斯坦布尔深陷在一种难以说清楚是属于清晨还是薄暮的灰蓝光线里。风不太友好，安东试了三次才划亮火柴，点上了烟。塔米娅的烟馆在西南方向，二十分钟，如果走过去的话。 他花了十一分钟。 红色粗布帘后面的木门锁上了，安东踩灭烟头，用拳头捶门，直到铁链当啷一响，一张浮肿的脸出现在门缝里为止。在那张脸来得及开口之前，安东踹开了门，踏进散发着刺鼻烟草气味的黑暗里，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安东挣脱了，抓住那只手，用力一拧，尖叫声一路跟着他走上店堂后面的旋梯。 一个肥壮的大个子挡在走廊里，像堵砖墙，枪挂在他松垮垮的腰带上，“现在不是营业时间。” “我来见塔米娅。” 胖子的手按在枪柄上，“她不接受没有预约的访客。” “告诉她这是本杰明·里克特。” “就算你叫凯末尔，我也不——” 胖子背后的门开了，他惊讶地回头看着他的女主人，塔米娅看上去就像一副裹在丝绸里的鸟类骸骨，“礼貌点，贾拉，”一只装点着戒指和手镯的爪子冲安东挥了挥，“进来，里克特，我的小火药桶，你快要把整个伊斯坦布尔吵醒了。” “烟？”门关上之后，塔米娅问，指了指整齐码放在一起的水烟枪。 “我在找海因斯。” “从来不懂说话的艺术，不是吗，我亲爱的？” “他来找过你了。” 塔米娅耸耸肩，躺在长沙发上，点了一支烟，手镯互相碰撞，叮当作响，“也许我不出卖朋友。” “你没有朋友，只要价钱适合，你什么都卖。” 塔米娅盯着他，尖而长的鼻子仿佛鸟喙，“那就开个价，我亲爱的。” “下次你的人在基辅做小小的麻醉剂生意时，卢比扬卡的孩子们会假装看不见，这听起来怎么样？” 烟馆女主人冲他露出笑容，把烟放到唇边，“他应该还没有离开伊斯坦布尔，没有提到什么交通方式，”她呼出烟雾，“试试老艾哈迈迪糟糕透顶的旅馆，也许会在一群毒虫里翻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祝你好运，我亲爱的。” —— 在滞留伊斯坦布尔的这一小段仿佛无限延长的时间里，莱昂看着海因斯建立了一个——使用“谍报网”这个词无疑是极其不合适的，比起网，那更像是几条松散地泡在水里的绳子。他用巧克力条和零钱逐一买下了那些游荡在大街上的小孩，让这群脏兮兮的小动物留意有谁在打探“麦卡伦先生”和他年轻的侄子。假如听到了什么有趣的风声，也可以告诉“麦卡伦先生”，有机会得到一包饼干，甚至十个里拉的酬劳，取决于他们听到的是什么。铃铛，海因斯这么称呼他们，一旦有一个响起来就该走了。 莱昂从他的角落里抬起头来，“假如它们一直不响？” “没人在找你，”海因斯回答，“或者，有人用更高的价钱买走了你的铃铛，让它们保持安静。” “见鬼，就像你做什么都不对一样。” 海因斯从镜框上方看了他一眼，没有评论。莱昂发现他只有在读报纸和清洗枪械的时候会戴眼镜，这让他的脸变得比平常更难读懂。窗帘始终紧闭，在灯泡虚弱的光线里，海因斯鬓角的灰白头发看起来柔和了一些。莱昂无法想象他曾经年轻过，很可能就是这么带着皱纹和枪出生的。 “你杀过人吗？”他脱口而出。 “官方记录说我没有。” “但事实上？” 海因斯摘下眼镜，放到一边。两把枪躺在写字台上，他拿起那把从塔米娅的保险柜里来的，握住枪管，枪柄朝前，“过来，克里斯滕。”莱昂走到他面前，“拿着。” 莱昂接过枪。 “你懂得怎么用这玩意，对吗？” “我明白它的原理。” “你明白它的原理，好极了。”海因斯把发报员的手腕往下压，让枪口指向地板，“不禁让人思考我们的外交系统出了什么问题。” “你该把它拿回去，我很可能会射穿自己的脚。” “你需要有用的建议吗？” “是的，先生。” “别打到自己的脚。” 莱昂想笑，或者大声抗议，但敲门声打断了他。就像海因斯和孩子们约好的那样，用力敲两下，再轻轻敲一下。莱昂收起枪，打开了门，站在外面的男孩套着一件像马铃薯麻袋似的罩衫，“我来告诉麦卡伦先生，”他用破碎的俄语说，“有人在找他，就在楼下。” ☆、Epi.09 9. 领事需要他的手帕，但外套挂在门外，手帕塞在左边口袋里。他能感觉到汗水在脖子周围聚集，渗进衣领里。房间里很冷，“就像个地下冷藏室，”许多天之后，等这一切结束，他会这么向副领事帕克描述，“你看，戴维，我坐在大使和米切尔·普利斯科特对面，锤子和鞭子，再没有更合适了绰号了。你记得米切尔吗？中情局的区域调度员，听听这个头衔，戴维，‘调度员’！像是一份巴士上的工作。米切尔盯着我，一点都没有分神。” 米切尔·普利斯科特冲领事微笑，和绰号相反，他看起来亲切极了，有一张诚恳的、传教士般的脸，从眼神到笑容都在鼓励人们把所有秘密都摆到他脚下，随后他会亲自牵着你的手把你送上天堂。领事在桌子下擦了擦布满冷汗的手心，坐直了些，“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说了。” “当然是的，萨姆，从没怀疑过一秒，”米切尔安抚道，领事在椅子里挪动了一下，只有他的妻子会叫他萨姆，从“鞭子”嘴里听到这名字有种不现实的感觉，仿佛这冷冰冰的房间里应该有另外一个萨姆。“我来做个剧情总结，好吗？确保我们都在说同一件事？”他两手一拍，“第一幕，外勤特工保罗·尼尔森，代号‘乌鸦’，在贝尔格莱德遭到枪击，当场死亡；贝尔格莱德联络员，一位马尔克斯太太，当晚被拘捕，下落不明。转折，本应接应‘乌鸦’的领馆发报员，带着‘货物’逃出南斯拉夫，最后已知地点是伊斯坦布尔。第二幕，我们的好萨姆引入一个新角色，”他看了领事一眼，后者又在椅子里不安地挪动起来，“确切地说，一个旧角色，一个被除名的演员。” 领事看着大使，后者交抱着手臂，盯着桌子中央的玻璃咖啡壶。 “我当时不知道，”领事清了清喉咙，“而且时间——” 米切尔挥了挥手，赶开他有气无力的辩解，“萨姆，好伙计，我并不质疑你的判断力，不过从目前看来，难道你不想我们帮你把这件事从背上卸下来吗？” 不想。领事没敢这么回答。 “有趣的是，你并不讨厌他，”在他后来的陈述里，领事接着对帕克说，“即使米切尔在会议室里把你撕成碎片，你也会告诉自己，可怜的家伙，他只是在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已。大使说他需要和所有人谈谈，‘所有人’里不包括我，显然。秘书把我带到一个侧厅，我在那里等着，两个小时，然后是五个小时。” “九点前后，大使邀请我吃晚饭。” “我们是坐车去的，那种没有显眼标记的外交车辆，第一个左转路口在翻修，我们绕了点路，开往河边。我原本以为我们要去剧院附近，但车过桥之后就停下来了，那里有两盏路灯被砸坏了，阴影里什么都看不见。司机和保镖下了车，大使和我留在后座，你知道我当时想的是什么吗，戴维？我在想见鬼，没有晚饭，我他妈的快要饿死了。” “‘我实话实说，萨姆，你搞砸了’，这是他的第一句话。‘普利斯科特要接手这件事’，让你的人停止行动。” “那不是我的人，我跟他澄清，我甚至没办法联络上他们。” “‘你知道为什么海因斯是个坏主意吗，萨姆？’他问，我怀疑他根本没听到我刚才说了什么。我当然说我不知道。” “然后他问我有没有听说过卢克·麦卡伦，我也说没有。” “‘卢克·麦卡伦是海因斯在波兰的工作名，你必须知道安东·索科洛夫对他做了什么。’大使说，我甚至看不见他的脸，河岸对面的灯都亮起来了，但那辆该死的车里漆黑一片。” —— 海因斯叫他“坏客人”，因为安东总是半夜之后才来，天亮之前就走。海因斯觉得好笑，假如有不怀好意的眼睛在关注他们，那什么时候来敲门其实无关紧要。他的苏维埃朋友总是醒得比他早，在黑暗之中窸窣摸索地上的衣服。 他爬起来，裹着毛毯，推开了窗户，寒风一路从被夜色吞没的山峰上刮来，途中沾上了河水的湿气。太冷了，对九月份而言。他想抽烟，但火柴丢失在黑暗中某处，他不想去找。再过一小时，疲乏的太阳会从雾中浮起。这将是个灰暗寒冷的早晨，换句话说，波恩一切如常。 他甚至没有留意到门是什么时候关上的。 安东从波恩消失了超过两个星期，在此期间发生了三件事，只有一件是意外。星期五早上，罗杰的黑色大众九点刚过就停在门外。中央情报局在波恩的联络站藏在一家肉店里，绕过柜台，往右走进储藏室，从吊在天花板上的冰冻肉牛尸骸之间穿过，推开第二扇门。医生在那里等着他，两个医生，一个量了他的血压和体温，另一个检查他精神上的弹孔——至少他尝试这么做了。文件被盖上了应该盖的章，签上了应该签的名字，宣布他能够继续服役，医生向他表示祝贺，海因斯认为他选错了动词。 狗是个意外，他们都同意这一点。海因斯拿着枪冲进客厅的时候，小狗仍然弓着背，冲安东龇起牙齿。他收起枪，抓住项圈，试图把那只顽固的动物拉开。不是我的狗，他解释，罗杰的儿子捡回来的，他和他的父母对宠物有不同的见解。你想要威士忌吗？你看起来很需要。 安东拒绝了酒精，他脖子上有一道丑陋的伤口，几乎从下巴划到锁骨。海因斯移开目光，假装没有留意到，这不是他们关系的一部分，不管这关系是什么。 她有名字吗？安东问，黑褐色的杂种小狗仔细地嗅他的手。 海因斯陷进沙发里，承认自己在此之前根本没有留意到这是个“她”，没有名字，狗不会在这里待很久，他不喜欢狗。 我养过一只类似的，安东碰了碰小狗右眼上方的一撮浅褐色毛发，会猎兔子和田鼠，我会走路的时候她已经十岁了，放马的时候尼古拉姨父也会带上这只狗，我们叫她阿尼卡。 “后来？” “她死在马厩里，没什么征兆，只是老了，那是个很冷的冬天。搭了个柴堆把她烧了，没办法挖开冻土。” 小狗蜷缩起来睡着了。壁钟滴答作响，把沉默衬得更加庞大。安东把大衣丢到沙发上，那上面沾着细小的水珠，在唯一一盏灯下闪闪发亮。外面在下雨，也许是大雪到来之前的最后一场了。 海因斯问他是否乐意现在到楼上去。 是的，他很乐意。 而第三件事，是以区域调度员米切尔·普利斯科特的形式出现的。在市政厅对面的咖啡馆里，“鞭子”把至少三块方糖溺死在咖啡里。康纳，好伙计，他对着杯子微笑，你能去一趟华沙吗？ —— “卢克·麦卡伦在1969年12月2日到达华沙，”大使说得很慢，仿佛仔细掂量每一个细节，“协助一位苏联情报官叛逃，护送他到使馆里。计划挑不出什么错，普利斯科特和东欧站的人花了整整一年筹划这件事。目标的身份是贸易代表，和乌克兰商团来和法国人谈判，比水泥还硬的理由，况且这件事表面上也和我们没有牵连。” 领事用手帕擦了擦下巴，“但是？” “莫斯科派来了一个狙击手。” “索科洛夫？” “索科洛夫。” 他想必是等在屋顶上，后来的弹道分析也确认了这一点。有人泄露了麦卡伦和目标人物的行踪。狙击手应该是最后手段，大使解释道，因为三个克格勃特工首先尝试活捉目标，但麦卡伦射杀了一个，打昏了另外两个。他们开始向大使馆狂奔，狙击手理应早就看到了他们，但出于某种原因，一直等到两人快要到达大门才有所行动。 “目标当场死亡，海因斯幸运一些，使馆警卫声称他中了第二枪之后还能继续往前跑，但是，”大使打了个含糊的手势，“普利斯科特没等他在医院醒来就签了他的退役申请，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他。” “为什么？” “最常见的理论是他在波恩的时候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和一个克格勃特工频繁接触，但专案组从没找到证据，因此也从未定罪。1970年初我们因为罗杰·坎普尔的事忙得发昏，我相信你听说过这个名字？那个被苏联人击落的倒霉鬼。‘鞭子’放弃追查，把海因斯调到了土耳其，你能猜到他提出要从波恩带走些什么吗，萨姆？” “不。” “一只狗，你能想象吗？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外勤都是些荒谬的人。” 是的，领事谨慎地表示同意，他们似乎是的。 ☆、Epi.10 10. 在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时，米切尔·普利斯科特向海因斯复述了罗杰的葬礼。那时候他们坐在“金丝雀喷泉”餐厅最靠近花园的桌子旁，两个探员远远地坐在吧台那边，就是专案组调查期间负责看守海因斯的那两个，海因斯称呼他们蛤蟆和睡鼠，因为他至今不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普利斯科特没有看菜单，告诉领班他要“当日特餐，不管它是什么”，谢绝了酒和甜点的提议，因此海因斯猜想这顿午餐是他自己付账的。花园比一张餐巾大不了多少，无花果树投下精心修剪过的阴影，但喷泉正好接住了阳光，颤动的光线触发了隐藏在眼球深处的疼痛，海因斯移开目光。 那是个星期五，普利斯科特说，没说明是多久之前的星期五，也没提地点。一场没有遗体的葬礼，侦察机还没有落地就被炸成碎片，想想看，康纳，它还带着两个副油箱。至少现在苏联人是不能在一堆破烂里琢磨出什么来的，这一切我们当然都没有告诉坎普尔太太。遗孀坚持选了一个超出中情局财政预算的棺木——胡桃木和雕花铆钉，谁会想到有雕花铆钉这种玩意呢——你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拨款吗，康纳？在最坏情况发生的时候，为你们这样的好伙计买一个体面的木盒子？ “不，”他回答，拿起玻璃杯，水里漂浮着一片柠檬，切得那么薄，看上去是半透明的，蛤蟆和睡鼠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我不知道。” “你们以前是不错的朋友，不是吗？你和罗杰。” 海因斯回答他们只能算作比较常见面的同事，而且这个问题已经问过不下二十次了。 普利斯科特并不满意，他是个刚刚偷了一根针的小男孩，不把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刺出血来是不会罢休的。“还有罗杰的小男孩，查理，是吗？可怜的小东西，我都不敢向我老婆提起，我的莉莉安是个很敏感的人，她会花上一个星期为这孩子伤心。你该不会碰巧是这个男孩的教父吧，康纳？” “不是。” 普利斯科特点点头，海因斯想象他拉开脑海里的六层文件柜，把这个信息放进去，上锁，“有孩子吗，康纳？有人在乡村小路尽头等你吗？” “不像你那么幸运，先生。” 炖肉送上来了，一盘热气腾腾的暗红色糊状物，普利斯科特小声哼唱着《罗宾逊太太》，撕下一块面包。海因斯向蛤蟆和睡鼠的大致方向看了一眼，他们面前各自放着一杯冰水，没有食物。“鞭子”丢弃了葬礼的话题，转而谈论波恩。喷泉把晃动的光线投射到遮阳棚上，三四只麻雀焦躁地上下蹦跳，垂涎面包屑，但又惧怕桌边的巨型生物。 海因斯问他这是不是一场审讯。 “当然是，”普利斯科特皱起眉，仿佛在指责海因斯居然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提出这个完全正当的问题，“我在做我的工作，决定你要去哪里，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你的敌人。” 海因斯想指出自己正是被“不是敌人”软禁了七个月，但沙拉选在这个时候上桌了，他移开目光，看向花园，等侍应走开。“鞭子”专心致志地用面包刮下盘子边缘的肉汁，津津有味地咀嚼着。 “我这份工作，”普利斯科特拍掉手上的碎屑，“让我见识了很多可怜的灵魂，我老婆说这糟糕透顶，我跟她说，‘莉莉安，亲爱的，这些人在打一场看不见的仗，这可是需要勇气和一定程度的愚蠢的。看久了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有些共同的特征，我给你分类好了，第一种’”他竖起食指，“‘狂热者，继承父辈衣钵的麦卡锡主义者，像苍蝇一样被战争吸引，等不及要亲手干掉几个苏联佬；第二种，忧郁的爱国者。第三种是投机客，为想象中的牙医保险和退休金而来。第四种，理想主义者，每一个都假装自己早就把心换成了石头，要是你足够小心地接近他们，肯定会发现他们还有颗货真价实的心，敏感得像猫咪’。我问我老婆对这个分类法有什么见解，她说，‘米切尔，你怎么不去写诗呢？’” 他停下来，等海因斯问问题，但后者没有让他如愿。普利斯科特清了清嗓子。 “‘椋鸟’告诉你那天晚上在华沙大使馆门前开枪的是谁了吗？” 椋鸟是东欧联络站的负责人，“不。”海因斯回答。 普利斯科特观察着他，“一位本杰明·里克特先生，你们见过，不是吗？” “在伯尔尼，就一次。” 普利斯科特揉皱餐巾，放到盘子旁边，侍应以为这是让他过来收拾的信号，但“鞭子”扬手让他走开。“在我下决定之前——” “无意冒犯，先生，我并不关心你的决定，”海因斯站起来，蛤蟆和睡鼠跟着跳起，像两个被狠拽了一把的牵线木偶，“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去看审讯记录，我敢肯定它已经足够详细。” 也许他的档案会被写上“暴躁、粗鲁而且不合作”，但海因斯离开餐厅的时候只觉得宽慰，仿佛有什么事悬而未决很久，此刻终于有了着落。“看见球滚到哪里去了”，用罗杰的话来说就是这样。大概是出于礼貌，蛤蟆和睡鼠始终保持着很远的距离，出于同样的礼貌，海因斯假装没有留意到他们。 —— 就流放地点而言，伊斯坦布尔绝不是最糟糕的。使馆和与之有牵连的几个可疑的“办事处”暮气沉沉，仿佛这里的人和事都卡在永久的暂存状态里，等待着某个遥不可及的幸运日，被释放出来，领到水草更丰美的牧场去。 一个美国商团在他到任之后第二周到达伊斯坦布尔，这群贩卖轴承的加州人在喝醉酒之后给领事馆打了电话，口齿不清地询问应该去哪里找“夜间娱乐”，海因斯捂住话筒，把问题向值班秘书重复了一遍，然后听到了塔米娅的名字。“最好跟着他们去，盯紧一些，”秘书并没有从报纸上抬起头来，“我是绝对不乐意因为这些蠢货和别的蠢货打架，就半夜到警察局去的。” 是她先接近海因斯的，一只苍白的麻雀，裹在印着棕红色涡旋纹样的长袍里。“和他们是一伙的吗？”她问，指了指喧闹不堪的人群。烟在他眼前蒙了一层绉纱，一盏接触不良的灯一直眨动，像只患病的眼睛。 “是的，”他想了想，“不是。”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 “思考什么时候才能走。” “我的意思是，你在伊斯坦布尔干什么？” “答案是一样的。” 她同情地拍了拍他的手背，问他想不想再要一杯酒，海因斯同意了。三个小时后，等他穿过凌晨的街道回到住处时，才意识到那位裹着彩色棉布的当地掮客应该早就知道了他是谁，为什么到这里来。狗等在门边，尾巴兴奋地抽打着地板。我们叫她阿尼卡，把她烧了，因为挖不开冻土。酒精把他困在一种疲劳然而清醒的状态里，非但没有帮他入睡，反而带起许多沉渣。深夜的日内瓦机场，候机室大门紧锁，乌灯黑火。停机坪周围荒芜的草地结了冰，原本漆黑一片，午夜过后云层散去，月光把它映成通透的银白色。他们一个在等华盛顿来的审查官，一个在等莫斯科来的贸易代表，像两个机械钟零件一样沿着跑道来回走动，免得冻僵。海因斯忘了安东说了些什么，大概是一个关于情报官员和鼻涕虫的笑话，他们都笑了起来，百分之二十是因为鼻涕虫，百分之八十是因为这个笑话多么无聊。一个光点出现在山脉上方，海因斯碰了碰安东的手臂，来打个赌，大个子，你觉得那是一架麦道，还是图-114？ 那是架安-24，他们都输给对方五马克，并且发誓永远不再假装自己是民用航空器专家。 他思忖着自己处于普利斯科特的哪个分类条目下。调度员把他踢出了中情局雇员名单，康纳·海因斯现在是个初级领馆雇员，有一份三年期合同和干净的档案，一头被漂白的黑羊。他闭上眼睛，巴特戈德堡的暴雨击打着倾斜的窗户，从花园里拿上来接雨水的镀锌铁桶已经满溢出来了。他只去过安东的阁楼一次，天快亮的时候才冒雨离开，淋得透湿，在打字员惊异的目光下走进办公室。 他终于睡着了，狗守在沙发旁边，右眼上方的一撮浅色毛发就像小小的火焰。 两天之后，一张手写的卡片出现在蓝色信箱里，邀请他再次拜访烟馆。塔米娅崇拜互惠互利原则，海因斯并不反对，他或许有也或许没有参与了几次走私活动，而对方或许有也或许没有替他取得“登山工具”：伪造的护照，非法枪支，。 “还有一艘船，”他告诉莱昂，推开窗户，示意他爬出去，“注册在塞浦路斯，船主是希腊人，告诉他你认识麦卡伦先生，而且需要一个下层舱位。它会先停靠佩特雷港，然后再从那里去热那亚。把钥匙带上，在你手上比在我手上安全得多。” 莱昂抱紧了水管，枪柄顶着他的腰侧，“你呢？” 有人在砰砰地踢门，“我会追上来的。”海因斯说，关上了窗。 ☆、Epi.11 11. “老艾哈迈迪糟糕透顶的旅馆”正式的名称是河景旅馆，虽然周围既没有河，更没有值得一谈的景致。大门原本该在的地方只剩下两道蚀进墙壁的钉痕，走廊是个漆黑的洞穴，散发着垃圾腐坏的酸臭味。一个男孩蹲在唯一亮着灯的房间前，套着脏兮兮的罩衫，像只瘦弱的老鼠。安东踩上了碎玻璃，咔嚓一响，陷在一堆坐垫里的胖门房并没有抬起头，“二十里拉一晚，先付钱再拿钥匙。” “我在找人。” 门房的目光短暂地从色情杂志上挪开，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找不到任何表明他是警察的蛛丝马迹，“滚。” “我在找的住客很可能称呼自己‘麦卡伦’或者‘亚历克斯’，应该还带着一个年轻人，二十五六岁，有印象吗？” “没见过这样的人。” 门口又传来碎玻璃的响动，穿着罩衫的男孩跑上楼去，把木楼梯踩得咚咚作响。安东关上门，走近了沙发。察觉到什么不对，门房像头肥胖的海象一样在坐垫里扭动，试图站起来。安东对着他的脸来了一拳，他摔下沙发，撞翻了茶几，滚到污渍斑斑的地毯上。 “现在有印象了吗？” 带血的唾沫流到胖门房的下巴上，是的，他记起来了，确实有那么一位先生，付了三倍价钱，叮嘱他不要对任何人提起一个字。河景旅馆接待过不少这种鬼祟的客人，因此麦卡伦先生并没有特别引起门房的注意。是的，一起来的还有麦卡伦先生的侄子，他们在三楼，不，先生，我们这里没有房号，三楼走廊，从左边数起第五个房间。 穿罩衫的男孩不见踪影，也许这里有别的出口。楼梯和走廊散发出强烈的霉味，不管他多么小心，受潮的木板还是在鞋底嘎吱作响。争吵声穿透墙壁，一个孩子在某处高声哭嚎。安东攥紧了枪柄，手心湿漉漉的，仿佛这是他第一次出外勤。那时候他二十二岁，刚刚离开列宁格勒到莫斯科来。任务本身相当直观，到这个地址去，爬一道围栏，撬开这个和那个档案柜，把这些和那些文件拍下来。他拿相机的手很稳，冷汗却浸湿了后背。 门卡住了，安东不得不踢了两次，举起那把托卡列夫33。然而他要找的人手上并没有武器，枪放在写字台上，太远了，海因斯也没有靠近它的意思。浴室门开着，里面空无一人。海因斯向他走近一步，停住了，离枪口不到半米，“塔米娅把我卖给你了，是吗？” 安东假装没有听到，“钥匙在哪里？” “我不知道。” “那个发报员？” “你可以继续问五个小时，我还是不知道。” “我没有时间玩游戏。” “没人说过这是个游戏。” “告诉我那个男孩在哪里，我并不想——” “不想对我开枪？”海因斯看着他，“帮我个忙，这次瞄准一些。” 他仍然没有放下枪，这个姿态此刻显得异常愚蠢，一个空洞的威胁。 “‘索科洛夫有一种拳击选手的沉默，易怒，但并不鲁莽行事’，”海因斯说，“这是我交给波恩小乐团的第一份报告，关于你。他们很喜欢，说读起来就像报纸每周末刊登的连载犯罪小说。罗杰更关心你有没有被策反的可能，我告诉他，算了，我还不如去劝说花园里的栗树叛逃。” 他还是没有回答。海因斯又走近了一步。 “一个问题，安东。” 看在上帝份上，别提华沙。 “你知道那是我，在华沙。” 这不算是个问题。他不知道他能回答什么，我别无选择，或者我很抱歉，也可能是不，我并不抱歉，这就是我们所有错误决定的累加结果。“是的。”他放下枪，移开目光，“他们说你死了。” 我不能继续打猎了，从华沙回来之后，他告诉彼得，我需要点时间。彼得问这是不是和早前去世的奥尔加姨妈有关，无意中为他提供了绝佳的借口。是的，彼得，我想回列宁格勒，是的，为了亲爱的奥尔加姨妈，我想亲眼看看她的坟墓。安东在一个冰冷的二月早晨回到了农场，没有到房子里去，独自一人穿过霜冻的田野，走向沼泽和远处被冻雾笼罩的森林。我杀了他，他告诉奥尔加姨妈，墓碑沉默无语。 彼得给了他一个月，安东五天之后就回到了莫斯科。 海因斯没有再说什么。安东又看见了他们之间的那堵墙，那上面偶尔会出现些裂缝，允许他们看对方一眼，然而当他们之中哪一个想靠近的时候又把他们推回去。他想碰碰海因斯，确认他活着，但就像许多个波恩的夜晚那样，他今天也无法跨过那堵墙。 “走。”安东说。 海因斯看着他，皱起眉。 “我追踪斯特拉斯堡的发报员到这里，发现他并不是独自一人，短暂的驳火，”安东往墙上开了两枪，巨大的声响惊起了尖叫和混乱的脚步声，“他们逃往不同的方向，我继续追发报员，顾不上另外一个。” 海因斯不需要更多解释了，安东看着他迟疑地走了几步，然后像惊醒一样跑了起来，消失在走廊尽头。没有谢谢，也没有再见，因为这也不是他们关系的一部分。脏兮兮的阳光照亮了空房间，卢比扬卡的孩子原本靠在墙上，随后滑到满是灰尘的地板上，闭上眼睛。安东·安德烈耶维奇，你看你干了什么。 —— 听见枪响的时候，人们仰头四处打量，寻找枪声的来源，不安地互相推挤。莱昂艰难地在人群里穿行，往旅店的大致方向挪动，半途又改变了主意，挤出了小巷，继续往码头跑去。你帮不上忙，不如赶快离开。 没有克格勃杀手从人群里冒出来追赶他，但安全起见，莱昂还是在靠近港口的一间简陋咖啡摊里等到傍晚。那是个四处漏风的棚子，带缺口的杯子上有擦不掉的棕色污渍。莱昂把自己藏在发黄的塑料防水布后面，每隔几分钟就紧张不安地看一眼通往码头的路。 海因斯死了，一个细小的声音在他脑海里说，不然早就该出现了。一群码头搬运工爆发出粗野的大笑，把莱昂吓了一跳。一辆货车驶上匝道，轮子把碎石碾得喀喀作响，它拐了个弯，往仓库区去了。再等十分钟，他安慰自己，把手探进口袋里，握住那个小木盒。 路灯逐一亮起的时候，他终于离开了咖啡摊，在仓库和集装箱的阴影里走向海关办公室。最后一个开着灯的柜台正要关闭，但在莱昂摸出钞票的时候殷勤地重新营业了。注册在塞浦路斯的货船有十几艘，其中两艘的船主都是希腊人，但只有派翠西亚号目前停靠在伊斯坦布尔。 莱昂问他派翠西亚号在哪个码头，关员板起脸，开始怀疑他的动机，要求他出示证件，在莱昂递给他第二张钞票的时候迅速遗忘了证件的事。五十五号码头，他告诉莱昂，还有别的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先生？ 暂时没有了，谢谢。 派翠西亚号的跳板只有五十公分宽，黑色的海水拍打着水泥，发出令人不安的哗啦声。莱昂快步跑过跳板，甲板上空无一人，引擎室里亮着灯，他循着灯光走去，敲了敲钢制舱门。 他打断了一个牌局，四个水手围坐在一个木箱旁边，木箱上堆着酒瓶、油腻腻的扑克牌和一盘只剩下碎渣的烤肉。莱昂清了清喉咙，询问应该去哪里找船长。一个蓄着络腮胡的男人问他有何贵干。 “我是麦卡伦先生的朋友，卢克·麦卡伦，我需要一个下层舱位。” “那你叫什么名字？” “泰勒。” “跟我来。” 他们离开引擎室，顺着一道焊接在墙上的铁梯爬入货船昏暗的腹部。头上的管道时不时发出嘶嘶声，狭窄的过道散发出机油和脏衣服的气味。络腮胡掏出一串钥匙，就着微弱的灯光找了半天，打开了舱门。“你的船舱。”他冲一张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单人床扬了扬手，“我们明天出发。不是免费航程，你要工作，厨房，甲板，能用得上你的地方，听懂了？” 莱昂保证自己听懂了，并礼貌地问对方的名字。 “你会叫我‘船长’。”络腮胡说，把钥匙拆下来，塞进他手里，转身走了，靴子踏在钢板上，咣咣作响。 莱昂原地站了一会，把灯打开，又关上，爬到床上蜷缩起来。他不记得自己曾经睡着过，但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引擎在船舱深处隆隆运转，阳光被舷窗切割成一块椭圆形的光斑。他坐起来，凑到舷窗旁边，伊斯坦布尔已经消失了，只剩下茫茫无尽的大海，在毫无遮蔽的蓝天下闪闪发亮。 ☆、Epi.12 12. 他挣扎着扮演“泰勒”，常常忘记自己的新角色，大副叫他好几声才反应过来。水手们一开始对他视而不见，但扑克牌提供的娱乐终究是有限的，很快他们就把注意力转向新来的乘客。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莱昂反刍着自己匆忙编织的故事，用凭空捏造的细节填满坑洞和裂缝，祈祷它们的破绽并不那么明显。他思忖着海因斯是怎么做到的，像马戏团杂耍演员那样轮流抛掷三四个身份，稳稳地接住每一个，也许是练习。 他每天早上在厨房里工作，削马铃薯皮，洗刷水槽里的脏碗碟。厨房的前后两扇门总是开着，但即使是海风也吹不走那种渗透一切的古怪气味，闻起来像发酸的牛奶。厨师是个法国人，祖辈都是圣米歇尔湾的养蚝人，直到那些拥有大型加工厂和货车车队的水产公司把他们赶出了这个行当。“不想在工场里给巴黎人清洗蚝壳，”他有一张渔夫的脸，粗糙，凿着布列塔尼半岛多变天气的刻度，当他和莱昂说起像瘤子一样长在海边的加工厂时，脸就会皱起来，好像吞下了一整个柠檬，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危机都是巴黎人造成的，“我的两个兄弟也在那里工作，他们本来是可以拥有一个养蚝场的。”他若有所思地吸了一口烟，“等我回去之后。” 对话往往在这里终止，他从来没有说过回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也许他会单枪匹马地把加工厂砸碎，也许会和其他人一样在那里找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记者，是吗，泰勒？”他问，“这会是个好故事吗？你会写我的故事吗？” “是的，”莱昂把马铃薯皮倒进垃圾桶里，“很不错，洛朗。” 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期，大概是他十二三岁的时候，莱昂幻想着离开农场，沿着铁路走向西海岸，就像他在漫画里看到过的那样。画面里的天空永远辽阔，午夜的火车车厢里永远有善良的陌生人和温暖的煤油灯。漫画都是弗兰克舅舅带回来的，“流浪汉弗兰克”，父亲这么称呼他，但从来不敢在母亲面前这么说。这位卫理公会牧师和他那辆撞得坑坑洼洼的福特雷鸟总是在路上，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重新出现，又迅速消失。莱昂在谷仓后面的橡树下翻来覆去地看这些漫画，它们给了他一种错误的印象，仿佛旅途本身是一种积分游戏，路标清晰，奖赏明确，只要主角走得足够远，问题全都会神秘地自行解决。这可不是我想象中的旅途，莱昂想，双手撑着钢制水槽，防备着下一次呕吐。派翠西亚号在斯基罗斯岛东南二十海里的风暴里颠簸，水手们用西班牙语互相呼喊，大浪拍打着舷窗，发出令人不安的轰鸣。墙壁仿佛在他周围晃动，莱昂抓紧了水槽边缘，闭着眼睛，看在上帝份上，我只是个发报员。 他时不时就梦见木工商店前的狭长街道，出于某种蛮横的潜意识逻辑，他不能离开乌鸦的无头尸体，雪下得很大，如果仔细去看就会变成半透明的灰烬，天空泛出一种病态的猩红。脚步声清晰可闻，但除了变幻莫测的影子，他什么都没有看见。莱昂冷汗淋漓地在货船的小舱室里醒来，伸手去摸用胶带粘在床板背面的枪，确认它的存在。 假如他曾经希望过海因斯会奇迹般地在希腊等他，那这希望也在派翠西亚号到达佩特雷港的时候彻底破灭了。货船会在这里停泊一周，船长告诉他，如果他想到岸上去“看一看”，没有人会阻止他的。莱昂现在最不想做的就是在陌生城市里游荡，因此留在了船上，参与水手们没完没了的牌局，从洛朗手里赢来了半瓶白兰地，下一盘就把它输给了轮机长，水手们哄然大笑，有人使劲拍莱昂的后背。他们不是你的朋友，是泰勒的，他脑海里的细小声音提醒道，海因斯不会再出现了，你只能靠自己。 也许他在热那亚，莱昂和那个声音争辩道，不能太早下结论。 蠢小子，那个听起来很像母亲的声音叹息道。 —— 普利斯科特已经十五分钟没有说过话了。 这十五分钟是从电报送进来之后算起的，一张普通的纸片，攥在秘书手里，像只逃不掉的幼鸟。“鞭子”看完之后划了根火柴把它点着，继而用燃烧的纸片点燃了香烟，大概是为了增加戏剧性，普利斯科特热爱戏剧性。办公室没有窗户，通风管嗡嗡作响，空气闻起来像陈旧的马尼拉纸文件袋。桌子上摆了四部电话，传言说其中一部直通兰利，领事想知道是哪一部。他在座位里挪动了一下，掏出皱巴巴的手帕擦了擦额头。 “不舒服吗，萨姆？” “不是。” “你一直。”区域调度员做了一个擦拭额头的动作。 “只是个习惯动作。” “是什么导致了这个习惯？” “不知道，活跃的新陈代谢，我猜。” “压力，”普利斯科特用拿着烟的手点了一下桌子，像是要把这个单词钉到上面，“外交官和赌徒的区别只在于赌注，你们要价更高，而且要靠无线电来告诉你轮盘转出了什么颜色和数字。” “这我可不太确定，米切尔。” 普利斯科特又不说话了，专心致志地抽着烟。领事思忖着自己为什么坐在这里，为什么还不能回斯特拉斯堡。每次他踏出大使馆分配的临时寓所，总会有假殷勤的“助理”用种种理由请他回去，假如领事坚持外出，那么“助理”会很乐意全程陪同。领事不能确定这群小豺狗听的是谁的指令，中情局还是大使馆的，恐怕没什么区别。 “鞭子”摁熄了烟头。“土耳其那边有些有趣的消息，萨姆，一家藏污纳垢的小旅馆发生了没有受害者的枪击案，你得注意，在这种旅馆里，枪击不是最令人震惊的，没有尸体这个事实才是。一般而言我们不会留意到这种小争执，但鉴于我们正在‘打猎’，当地联络处还是派人盘问了门房，你能想象他们发现了什么吗？” 不，领事温顺地回答，他不能想象。 “他们接待过一位麦卡伦先生，还有他年轻的侄子。” 领事又想用手帕擦脸，但这次他忍住了。 “你已经猜到了，传出枪声的自然是麦卡伦先生的客房，我接着得问合理的问题，不是吗，‘克里斯滕在哪里’，‘见鬼的海因斯在哪里’，还有最重要的，‘他妈的钥匙在哪里’，完全合理的问题，不是吗？‘我不知道，长官’，我的探员们翻来覆去只会说这一句话，‘我不知道，长官’，我还不如养一笼鹦鹉。”他又点了一支烟，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领事的视线紧跟着他，就像人们本能地盯紧一条眼镜蛇那样，“‘我给你们想了一个新办法’，我告诉他们，‘既然你们自己嗅不出猎物，那就跟在克格勃屁股后面跑，从今天开始，盯着索科洛夫，七天二十四小时，电话记录，照片记录，一整套流程，直到他把你们引到海因斯和克里斯滕那里’。” 领事舔了舔嘴唇，它们在经过过滤的干燥空气中皲裂，“然后？” “然后我们让索科洛夫消失，把我们的男孩带回来。” “这也许不是个好主意，他毕竟是苏联使馆雇员，这会引起——” “这不是你该担心的部分，萨姆，我们有不下五十种方法把谋杀布置成意外，相信我，这是我们的众多特长之一。”他忽然靠近了领事，后者下意识地后仰，试图拉开距离，“要是你一开始就把这件事交给大人们处理，你今天就能舒舒服服地待在斯特拉斯堡，消磨你平庸的外交生涯。我之所以把这一切告诉你，是因为你在这件事结束之前都不能离开巴黎，我会盯紧你的。” 你没有这个权力，领事想这么抗议，但就像以往许多次一样，不敢开口。 ☆、Epi.13 13. 伊斯坦布尔的子午线酒店，在十年前要是自称本地最佳，不会收到任何异议。经理赌咒发誓他们接待过你能想象到的所有政要，而且他们都对顶楼客房赞不绝口。在三次易手和一次翻修之后，今天的子午线酒店看上去依然令人愉悦，不过这是一种类似旧毯子的愉悦，那些习惯它的人不愿舍弃，另外一些人不愿意多看它一眼。这种酒店——以及它那显出疲态的庞大舞厅，式样陈旧的吊灯和灰暗的天顶画——不管是开在卢旺达、贝鲁特、布拉格还是伊斯坦布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情报机构的附生物聚集在大堂酒吧里，就像冬日的鸟儿聚集在电线上，披着鲜艳的羽毛：外国通讯记者，贸易特使，还有其他拗口的头衔。 门童是新来的，第一次见识酒店举行宴会的盛况，但为了不被资历更深的同事嘲笑，他假装毫不在意，甚至有些厌倦，仿佛已经见三十种比这隆重得多的排场。再过四个小时，警察前来盘问的时候，门童会扭着双手，小声说他真的不知道嫌犯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来往的人太多了，先生，您总不能指望我记住每一张脸吧。他说的是实话，这一整晚，他只是勤恳地做着本职工作，开关车门，搬运宾客的行李，捡起不慎落在地上的钥匙、唇膏、玩偶和襟花。 公平而论，子午线酒店里没有一个人留意到嫌疑犯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即使留意到了，也没有多想。像这样繁忙的夜晚，酒店时常雇佣按小时计薪的临时员工过来顶班，许多不该开的门都开着，以便让菜肴和饮品更迅速地流转。警察很快得出结论，嫌犯是从洗衣房进来的，他们在那里找到了被打昏的洗衣工，一套西装不翼而飞，这套西装属于住在八楼的一位奥地利眼科医生，但相比起今晚被盗的其他财物，这套衣服算不上什么。警察自然而然地继续推断，这位把赃物穿到身上的嫌犯大约在九点到九点半之间混入宴会之中，那时候议长冗长的演说刚刚结束，香槟像水一样流淌，社交动物们开始互相嗅闻。十点左右，经理往警察局打了第一个焦虑的电话，不到五分钟之后打了第二个。至少九位沮丧的宾客要求警察“用最快速度”找回他们丢失的钱包和珠宝，否则就要找这个或那个政府要员，让官僚主义的怒火降临在警察头上了。他们都承认和一位陌生的银行家谈过话，没有察觉异常，至少当时没有。 这位银行家，焦头烂额的警官询问，他有名字吗？ 六个受害人说不记得，另外三个说，亚历克斯。 几轮令人疲惫的盘问下来，警察勉强凑到了一把碎片，这位亚历克斯，没有姓氏，很可能是瑞士人，深色头发，应该是棕色或者黑色，如果仔细回忆的话，也可能是非常暗的金色。身高分别是“不记得”、“不清楚”和“大概比我高一些”。绿色眼睛，这是宾客们能够达成共识的一点。他说的是一种带有法语口音的德语，又或者是带有德国口音的俄语，不，警官，他不会说土耳其语。 这样的一个人，警察们继续盘问门童，你见过吗？ 安拉在上，门童坐直了些，把汗淋淋的手心搓在一起，他确实见过这个人，这位亚历克斯从旋转门里出来时，门童以为他是个需要新鲜空气的宾客，于是上前问他是不是要找子午线酒店著名的花园，如果是的话，前面左转，从小路过去。但亚历克斯摇摇头，把停车票递给他，请他把车开过来。 你相信他了？警察不耐烦地追问，没有想过一秒这张停车票可能是偷来的？ 当然不，门童提高了声音，一种突如其来的怒火让他耳朵发烫，我们怎么敢质疑一个住客，尤其是当他还穿着昂贵西装的时候？ 无论如何，损害已经造成了，议长心爱的座驾就这样被可鄙的小偷在所有人眼皮底下开走了。酒店犹如被踢翻的蜂窝，经理一脸凝重，在参加一个想象中的葬礼，死者是他自己的职业生涯。酒店的实际持股人也被从床上吵起来，匆匆赶到，四处扑灭晚宴宾客们间歇喷发的怒火。门童午夜之后才回到他的岗位上，挺直背，肃立在子午线酒店的旋转门旁，守着它最后的尊严。 —— 差不多就在第一批警察到达子午线酒店的时候，亚历克斯，又或者用他更喜欢的名字，海因斯，把偷来的捷豹停到一座乌灯黑火的犹太教堂后面。 这是加拉太区一个暮气沉沉的小角落，被打碎的街灯没有及时维修，留下许多深坑般的阴影。土耳其的犹太人口早在四十年前就开始缓慢而稳定地流失，这些涓流在战后变成了洪水，涌入新生的以色列，街上这些大门紧锁的空房子就是潮水退去之后遗留下来的浮木和贝壳。海因斯拉开仪表板旁边的小置物箱，里面有一双手套、一个手电筒和几颗薄荷糖。他下了车，打开行李箱，借着电筒的光线寻找工具袋。 他选了一辆停在教堂后门栏杆旁边的红色小车，它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移动过了，一个前轮漏了气，车窗上的灰尘被雨水多次冲刷，又多次重新聚集，呈现出一种层叠的纹路。他拆掉车牌，换到捷豹上，他真的该偷一辆没那么显眼的，不过这种拙劣的障眼法应该足够对付伊斯坦布尔警察。他思忖着如果父亲看到他此刻在做什么，会有什么感想。父亲想要的是政客，得到的却是一个平庸的外交官和业余偷车贼。海因斯回到车里，解开领结，就这么坐了一会。他现在有权退出游戏了，往西北去，消失在动荡不安的捷克斯诺伐克，换一个名字，再没有□□、中情局和安东·索科洛夫。 他允许自己在这画面里沉浸了几秒，然后发动了汽车。他和热那亚之间还隔着超过一千七百公里的山地、平原和狭长海洋。 —— 在负责监视的两个日班探员看来，这个苏联领馆雇员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无趣的目标，甚至超过了他们去年夏天在安卡拉盯梢过的社会学教授。A. A. 索科洛夫，档案上这么写，受雇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再往下几行，跳过毫无用处的外交通讯录摘抄，还有人用绿色墨水装模作样地标注了一句极度危险。 然而索科洛夫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极度危险”的地方，以这两位探员的经验看来，“极度危险”的目标们往往平凡无奇，仿佛这是他们天生的伪装。两位探员都同意，索科洛夫看起来比照片要憔悴得多，这档案想必很久没有更新过了。他的生活如此规律，就像在跟踪一个钟摆：六点半从公寓里出来，不论晴雨都穿着满是折痕的旧风衣，从不打伞。六点四十五到五十之间到达领事馆，和门卫打招呼，消失，直到下午六点半才会重新出现，返回公寓。探员们的小货车停在街角，车门和货厢都漆着土耳其邮政的标记，每隔一小时移动一次，缓缓绕着领馆转出一道不怎么规整的圆形轨迹。晚上会有另一辆车来接班，屏息静气地缩在路边的阴影里，像某种长有复眼的昆虫，盯着那个挂着棕色窗帘的窗户。 只有三次例外，第一次是参加大使馆举办的小型交响乐会，探员们紧跟着他，在安卡拉待了两天，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索科洛夫对音乐会的态度和其他外交人员一样，既不显得厌倦，也不显得过分感兴趣；第二次是烟馆，其中一个探员换下了邮递员肥大的外套，穿上油渍斑斑的工装裤和衬衫，跟了进去，像任何一个好□□那样点了苹果汁。他和索科洛夫之间只隔了两张椅子，假如有接头人出现，探员也能看清楚这个人的长相，然而索科洛夫只是买了一杯伏特加，和酒保说了两句无关紧要的话，把酒喝完，离开了这个烟雾弥漫的史前洞穴。第三次是港口，日班探员们看着他走进海关办公室，十分钟不到就出来了，径直返回领事馆，他们尽职尽责地拍了些照片，与其说发现了什么线索，还不如说是为了向普利斯科特交差。 事态急剧恶化的那天和别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同，至少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日班探员像以往一样把邮政小货车开到索科洛夫的公寓对面，夜班探员的车还在原处，一动不动，这不太对劲，他们理应立即离开。两位日班探员对视了一眼，决定再等两分钟。 十分钟过去了，索科洛夫并没有如常从公寓里出现，车也依然僵在原处。日班探员们下了车，小心翼翼地接近那辆小小的阿尔法罗密欧。 车里空无一人，方向盘和皮座椅上沾着血迹，挡泥板和人行道上也有。两个探员像西班牙水猎犬一样循着血迹找去，在小巷里发现了他们不幸的同僚，两个都昏迷不醒，双手绑在背后。 没有人想回忆接下来的混乱，本地中情局联络站的负责人被叫来了，一封加密电报也送到大使手里，打电话给警察局里的朋友，那个朋友再打给另外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再打给海关里的朋友，又被转接给机场的朋友。询问从昨日凌晨到今早六点之间所有出港航班，询问可能的目击者，询问不耐烦的塔台调度员。 “一架注册在波兰的飞机，”调度员的回答混杂着电流噪声，“凌晨两点起飞，只有一个乘客。” “目的地？”探员们追问。 “热那亚。” “意大利的热那亚？”一个探员反问，几乎喊叫起来，好像暗自希望土耳其境内偷偷藏着一个热那亚似的。 “当然是意大利的热那亚，先生。” 探员们挂上电话，开始激烈争辩谁应该去面对普利斯科特的怒火。 ☆、Epi.14 14. 派翠西亚号缓缓靠近热那亚的圆形港口。 先出现的是山丘，在一月份里，它显现出一种冷漠的棕褐色。假如这是个没有风的晴天，人们能看见烟从隐藏在枯树里的房屋里袅袅升起，装点干燥无云的天空，但今天不是这样的日子。今天潮湿而晦暗，深冬的灰色云层悬垂在海面上，像湿透的舞台幕布。接着出现的是防波堤，从这里开始，水手们已经可以闻到海港的气味，垃圾，人群，湿木头，淤泥和泄漏的柴油。当派翠西亚号放下船锚的时候，残余的日光彻底消失了，热那亚显露出她深浅不一的阴影，被海风吹得发黑的建筑外立面，乞丐和□□，目光呆滞的搬运工。没有人留意从货船上下来的年轻人。 “美国人。”关员瞥了他一眼，粗短泛红的手指一页页地翻着护照。 莱昂不确定这是问句还是陈述句，于是露出他能力范围内最殷勤的笑容，点了点头。关员用意大利语问了句什么，冲莱昂的黑色帆布包扬了扬下巴，美国人四处张望了一下，才把目光转到上述帆布包上，“抱歉，我不会意大利语。” 关员转过头，冲身后的办公室喊叫了一句什么，也许是个名字，里面有人大声回答，每个单词都像一颗飞溅的碎石。胖墩墩的海关官员转了回来，换上了一种黏稠的英语，“这是全部行李？” “是的。”外套应该刚好能遮住枪柄，莱昂祈祷它能。 “打开。”关员甩出一个词，双手做了个拉扯的动作。 莱昂打开布包，按照关员的指示一一取出里面的物件，钱包，揉皱的票据，铅笔，线圈便笺本，一条卷起来的围巾，一个没有装饰的小木盒。关员伸手拿起木盒，晃了晃，它发出喀嗒喀嗒的声音。 “别碰它。”莱昂脱口而出。 关员眯起眼睛，额头堆起层层皱褶，“为什么，霍普先生？” “这是，”他结巴起来，于是清了清喉咙，“我不想看见它。这是我祖母的订婚戒指，两年前我把它送给我的未婚妻，一个在克里特岛出生的姑娘，先生，我是个外国通讯记者，经常旅行，过于经常了，在她看来。”他停顿了一下，观察着关员的脸色，“一个月前她把戒指还给我了。我不想再看到它，我还没准备好。” “为什么来热那亚？” “我不知道，我只想离开希腊，选了最早开出的一班船。” 对方的脸色柔和下来，“她叫什么名字？” 莱昂一把抓住跳进脑海的第一个名字，“安娜。” 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了，关员摸了摸心口，表示同意。他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那不勒斯姑娘，愿意把心和眼睛一起挖出来送给她。当地会计师的小女儿，世界上最迷人的姑娘，非常虔诚，每年圣诞节在施粥棚做义工，唯一的问题是她和一个推销员结婚了。关员把木盒还给他，“你可以走了，霍普先生。” 莱昂用上了所有的意志力才没有撒腿狂奔。 广场静默而空旷，喷泉排干了水，只剩一堆灰暗的花岗岩，池底堆着风干的泥和被风刮来的落叶。“麦卡伦先生以前来过热那亚吗？”他问过船长，那时候货船离港口只剩一天航程。 “两三次。” “他提到过热那亚的朋友吗？”莱昂追问，跟着他走进引擎室。 “麦卡伦不谈论自己。”船长潦草地在一本缺了封面的笔记上写着什么，当他不耐烦的时候，口音就特别模糊，“不过他每次都会去同一家酒吧，跟他去过一次，每个人都在打桌球，我不喜欢桌球。” “酒吧叫什么名字？” 叫“船锚和猎狗”，关着门，挂在把手上的木牌宣布这家爱尔兰酒吧晚上十点才开始营业。莱昂坐在喷泉冰冷的石头基座上，抱紧了帆布袋。一群醉鬼拐过街角，脚步踉跄，声嘶力竭地唱着歌。 他就是这个时候留意到另一个人的，在一家打烊的餐厅前面，几乎和门洞的阴影融在一起。莱昂一开始以为那是个孩子，当那人站起来的时候，这个错觉就消失了。他矮而消瘦，似乎营养不良，树枝般的四肢给人一种昆虫的印象。他攥着一顶绒线帽，察觉到莱昂的目光之后，陌生人把帽子套到头发稀疏的脑袋上，走开了，双手插在裤袋里。 莱昂快步离开了广场——这地方忽然变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狩猎场——钻进狭窄的小巷里，时不时回头看一眼空荡荡的街道。没有人跟上来，他继续往前跑了一会才停下，靠在石墙上喘气。 微弱的小提琴声，来自远处一扇打开的窗户。一只狗吠叫起来，两个人在悄声交谈，听不出来自什么地方，声音在石墙之间回荡，一个女人在笑，门砰然关上。脚步声，逐渐靠近。 莱昂看着一个影子走到路灯下。 他在贝尔格莱德见过这个人，同样的风衣，同样的黑色手套。莱昂下意识地转身逃跑，但那个戴着绒线帽的矮个子悄无声息地出现，挡住了他的去路。 “你非常难找，克里斯滕先生。”苏联人说，用的是一种棱角分明的英语，莱昂能看见他手里金属枪管的微弱反光，“我相信我们还没有互相介绍过，我叫索科洛夫。” 发报员想起了武器，但索科洛夫比他快得多，枪柄重重地砸中了他的脑袋，莱昂在摔倒之前就已经昏过去了。 —— 天亮之后不久，一辆溅满泥点的黑色汽车在“船锚与猎狗”酒吧前停下。 酒吧的主人，一位亚瑟·格里夫斯先生——五十二岁，整个脑袋只有耳朵旁边还有些稀疏的白发——在二楼窗户旁看着这辆汽车。司机没有走向大门，而是绕了路，按响了侧门的门铃。格里夫斯松手让窗帘落回原处，看着围在电话旁边的两个探员。 “是海因斯。” “谁是海因斯？”年轻一些的那个问。 “下去开门。”年长的那个简洁地说。 他没有阐明谁该下去开门，年轻的探员和格里夫斯面面相觑了一会，后者先动身了。木楼梯在他的室内软拖鞋下嘎吱作响，厨房还残留着烤肉和发酵麦芽的气味，格里夫斯拨开两个插销，拉开了门。不速之客冲他露出笑容，看起来已经好几天没刮胡子了。 “早上好，亚瑟。” 酒吧老板侧过身让他进来，重新锁上门，把插销推回原处。“并不是说我不乐意见到你，”他开口，“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鞭子’把你——” “是的。”海因斯脱掉外套，搭在手臂上，大步穿过厨房，“有人在楼上吗？” 格里夫斯匆匆跟上，拖鞋在瓷砖上打滑，“两个从罗马来的蠢货，凌晨到的，普利斯科特的人，不是使馆的。” “我需要你帮忙，我在找一个男孩。” “他们也是。” “看在上帝份上。” “还有一个克格勃，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人把他跟丢了。” 海因斯猛地停下脚步，木楼梯叽嘎一响，格里夫斯差点撞上他，“一个克格勃？” “差点把负责监视的特工打死，我听说，抢先一步到这里来了，只比楼上那两个早几个小时。那个男孩比他们都早，十三个小时前过了海关。普利斯科特在和意大利人跳探戈，一团糟，SID非常不高兴。而你，”格里夫斯喘了口气，“你是怎么回事？我听过三十个版本的流言，有人说你回来了，另外一些说你叛变了。” “我们以后再谈这个，亚瑟。” 海因斯跨过最后几级楼梯，推开门，两个探员都站了起来，年长的那个抬起手又放下来，似乎想去摸枪，半途又改变了主意。“把你们知道的都告诉我。”海因斯开口。 年轻的探员本能地对指令作出反应，“有些初步的线索指出克里斯滕可能在苏联人手里，波恩站截获了一些电报，还在破译，不过莫斯科——” “闭嘴。”他年长的同僚打断了他，年轻人瑟缩了一下，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这是我们的案子。我相信海因斯需要赶回伊斯坦布尔，做他的本职工作，而不是把手伸到别人的任务里。” “你连自己的手指在哪里都找不到，韦斯，更别提找一个人了。”海因斯转向格里夫斯，后者仍然站在门口，像只犹豫不决的土拔鼠，“‘教授’还活着吗？那个码头流浪汉？” “是的，上星期来这里讨要了一个鲣鱼三文治。” “去和他谈谈，多给他几个里拉，让他留意我们的男孩。至于你，”海因斯指了指年轻的探员，后者站直了些，“盯着飞机和火车，尤其是那些去法国和德国的，先往西再往东，索科洛夫的路线常常是这样。” 韦斯抓住他的手肘，“你不能在这里发号施令。” “你可以打电话向普利斯科特抱怨，叫他多派几只小狗来把我赶走。”海因斯挣脱了他的手，“在此之前，这里我说了算。” ☆、Epi.15 15. 那是个很小的房间，滞闷，有一种潮湿的矿物气味。窗户用砖头封死了，又或者这是个地下室，本来就没有窗户，莱昂不知道哪个可能性更糟糕一些。他的手被铐在背后，疼痛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已经麻木了，头上被枪柄砸过的地方还是隐隐作痛。唯一的光源是一盏灯，正对着莱昂的脸。当审讯者说话的时候，那声音仿佛来自眩目的光线中央。 “你希望我把手铐解开吗？” 还是那种棱角分明的口音，仿佛每个辅音都用剃刀削尖了，问得很仔细，甚至有些担忧，莱昂几乎要相信他真的关心自己的意见。为了躲开刺眼的灯光，莱昂只能盯着地面。阴影移动起来，他与其说看到，不如说是感觉到索科洛夫绕到背后，打开了手铐。他下意识地抬手挡住灯光，但仍然什么也看不清，椅子嘎吱一响，审讯者坐下了。 “在斯特拉斯堡领事馆工作多久了，克里斯滕先生？” 莱昂吞咽了一下，喉咙干得像砂纸。他从来没有接受过反审讯训练，□□只给他提供了两个星期的语言浸入课程，有趣的措辞，“浸入”，像是给流水线上的半成品喷漆，再打包送走。“三年。”他小声回答，放下手，揉着手腕上的勒痕，灯光毫不退让地聚焦在他脸上，一只严厉的独眼。 “不短的时间。” “我猜是的。” “你为中情局工作的时间也差不多吗？” 莱昂抬起头，想看看审讯人的脸，但面前只有白光和黑暗，“我从来不是中情局雇员。” “克里斯滕先生，”索科洛夫的声音往下降了一个音阶，像是在责备一只屡教不改、坚持在地毯上撒尿的狗，“钥匙已经回到我们手上，你再没有什么任务需要顾虑了，不如为你和我都节约一点时间。” “我没法告诉你我不知道的东西。” “你在贝尔格莱德接应‘乌鸦’，然后带着钥匙到土耳其和已知的中情局特工接头，再逃到这里，现在你想说服我你只是一个发报员。普利斯科特的人通常不会把故事编得这么糟糕，普利斯科特是你的招募人，对吗？” “从没听过这个名字。我只是，”他的喉咙像是被石子堵住了，莱昂咳嗽了一下，“我只是按领事的指令做。” “哪一个领事？” “斯特拉斯堡的领事。” “关于我们在西欧的情报网，中情局知道了多少？” “我发誓我不知道，我只是个发报员。” “我也只是个签证处助理，从档案上看的话。”停顿，火光一闪，莱昂闻到烟草的气味，“你抽烟吗，克里斯滕？” “不。” “聪明的决定。” 中场休息，索科洛夫转而问起了康涅狄格，想知道那是不是一个气候温和的好地方，然后又问他是否喜欢斯特拉斯堡，以及它的阴郁天气和木板筋房。莱昂尽可能简短地答话，越发不安，想不明白审讯的节奏。 “为什么是热那亚，为什么不是其他地方？”他最后问道，更像是自言自语，而不是讯问，“海因斯的决定，还是你的决定？” “他的。” “你们的计划是什么？” 他的手开始发抖，莱昂把手交握在一起，试图制止这种颤抖。他的大脑费劲地运转着，给他展示一系列可怕的景象：海因斯的尸体，随后是他自己的尸体，倒在某栋旧房子的地下室里，额头有一个弹孔。“他死了，不是吗？你杀了他？” 长久的沉默，莱昂盯着黑暗中那点火光，直到它落在地上，被鞋跟碾灭。“回答问题，克里斯滕先生，你们原本的计划是什么？借道法国，把钥匙送到军情六处的表兄弟手上，我想。别不作声，我没有兴趣把一条小鱼带回莫斯科，把你知道的告诉我，我把你放回水里，简单的交易。” “我不——” 他挨了一拳，血腥味在嘴里炸开，震惊和疼痛一样尖锐；第二拳打在胃部，莱昂弯下腰，发不出声音。索科洛夫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从椅子上拽了起来，几乎双脚离地。“你有一个小时可以考虑我的提议，克里斯滕先生，我希望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提供一些有用的答案了。” 苏联人松了手，莱昂滑到地上，蜷缩起来。灯熄灭了，门打开又关上，把他留在凝滞的黑暗里。 —— 海因斯推开门。 热那亚已经彻底醒来了，贩卖甜食的推车、卖唱者和乞丐占据了广场上惯常的位置。雾气散去了，如果角度合适，能从建筑物的缝隙里看见港口林立的桅杆和船帆。格里夫斯跟在后面出来了，提着野餐篮，软拖鞋换成了一双深棕色的麂皮鞋。 如果有人恰好留意到他们，多半会认为这两位先生是去海钓的。这毕竟是个晴朗无云的日子，风浪有些，但并不足以构成问题。他们沿着坡度和缓的窄巷走向码头，一个有趣的组合，一个高而瘦削，看上去像只脾气不好的鱼鹰；另一个圆胖壮实，所剩不多的白发像棉絮一样装饰着耳朵。就海因斯记忆所及，这位偏爱彩色毛线背心的爱尔兰人一直都是意大利谍报网的一部分，六三年到六七年在罗马，六八年搬到这个西北港口城市，再没有离开。 “要是手头没钱，‘教授’会待在码头上，能晒到太阳的地方。只要有点零钱，他会在‘三角帆’咖啡厅里躲着，‘避风’，他是这么说的，‘我的腿疼得厉害’，只要有人听，他会没完没了地——哦，好极了，看，他在码头上，这可怜人最近恐怕运气不好。” 流浪汉看着他们靠近，假如他有什么表情的话，都藏在蓬乱纠结的胡子和头发下面了。格里夫斯在他旁边坐下，打开野餐篮，逐一取出威士忌、乳酪、苹果、面包卷和裹在锡纸里的火腿。“教授”大笑起来，听着像兴奋的狗吠，伸手拿起酒瓶，塞进鼓鼓囊囊的大衣里，对格里夫斯说了什么。 “至少我们知道烈酒让他高兴。”海因斯说。 “他问我们是不是又在找人。” “跟他说说我们的男孩。” 流浪汉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飞快地说着话，伴着夸张的手势，格里夫斯时不时回答一句si，催促他说下去。海因斯倚在路灯灯柱上，等这场雪崩般的独白结束。 “他说他从不忘记一张脸，好记忆是他的谋生手段，”格里夫斯开始翻译，“这个叫克里斯滕的男孩，他见过照片，大概两三天前，有人像我们一样在找他，很大方，承诺给他五十里拉，一个他不认识的波兰人，但他大概知道这个人为谁工作。” “谁？” 格里夫斯犹豫了一下，“他想先要五十里拉。” 海因斯点点头，酒吧老板摸出几张钞票，看着它们消失在流浪汉脏兮兮的大衣里。“教授”撕开锡纸，把火腿塞进嘴里，说了一个名字。 “伊戈·卡扎斯基，”格里夫斯把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一只码头老鼠，矮个子，总是戴着绒线帽。他说他不知道伊戈住在哪里，但我们可以问问救世军商店的人，他妹妹在那里工作。” 救世军商店是个逼仄的洞穴，堆满待售的捐赠物，看店的是个穿着救世军制服的老太太，听见卡扎斯基这个名字就皱起鼻子，像是闻到了死鱼的气味。“如果这又是因为赌债。”她开口。 海因斯冲她微笑，向她保证这和赌债无关，声称自己是个从布鲁塞尔来的人权律师，为一个慈善项目工作，正在为战争受害者们寻找失散的家人，卡扎斯基先生和他的妹妹很可能有一个在华沙的叔叔，他十分需要和他们谈一谈。 “但是这不可能，”店员惊讶地挑起眉毛，“卡扎斯基一家是从乌克兰来的。” 您当然是对的，海因斯温和地让步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想见一见卡扎斯基先生，以便彻底排除这个可能性，毕竟这关系到一大笔遗产。 半小时之后他们站在了一栋破旧的公寓外面，门前扔着几个长满杂草的花盆，一辆生锈的单车靠在墙边，前轮已经不见了。挂锁形同虚设，海因斯踢开了门，走进昏暗的起居室。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格里夫斯的声音从背后传来，紧接着是响亮的哐啷一声，他碰翻了垃圾桶。 一张孤零零的沙发摆在吊灯下面，茶几上堆着空啤酒罐和捏扁的烟盒。“现在，亚瑟，”海因斯挪开装着毛线和棒针的篮子，在沙发上坐下来，“我们等着。” —— 外面很安静，仿佛也在屏息等待。偶尔出现的脚步声也匆匆忙忙，急于离开。从落满灰尘的窗户透进来的光线逐渐倾斜，拉长了影子。在黑暗之中，旧房子的各种声响变得异常明显，木板的嘎吱，老鼠磨牙的声音，水管在砖墙里的轻微颤动。 远处有人在哼歌，完全走调了，听不出来是什么。门锁咔嗒一响，没上油的铰链摩擦出干涩的声音。站在门口的影子如此瘦小，像个发育不良的孩子。伊戈·卡扎斯基打开了灯，愣住半秒，转身逃跑。格里夫斯伸腿把他绊倒，海因斯抓住他的手臂，扭到背后。膝盖压着他的后腰。 “幸会，”他用俄语说，“卡扎斯基先生，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关于你的克格勃雇主。” 小个子挣扎着，脸涨得通红，灰色绒线帽落到一边，“你们是谁？” “游客。”海因斯回答，“我知道你在为索科洛夫工作。” “没听说过这人。” 海因斯用力一拧他的手腕，小个子尖叫起来，“想清楚一些，卡扎斯基先生。” “我只是收了钱！”卡扎斯基叫道，声音发颤，“让赌场守门人转交给我的，一百二十里拉，我敢肯定那条脏狗私吞了至少一百里拉，条件是我和我的小扒手们盯紧码头，帮他们抓一个美国人。” “‘他们’是谁？” “苏联人！见鬼。” “索科洛夫在哪里？” 一家倒闭已久的地中海餐厅，那里有个酒窖，他们把美国人关在酒窖里，其余的他都不知道了，审讯不合他的胃口，而且现在也没什么可以做的了。瘦弱的乌克兰人半边脸被压在地板上，像鱼一样张合着嘴，“苏联人今晚离开热那亚，飞机还有一小时就起飞了。” ☆、Epi. 16 16. 总共有三组审讯官，莱昂得出结论，索科洛夫每次都是一个人来的，其余的都是两两组合，频繁地更换搭档，让他记不清上一次来的是谁。他们重复一模一样的问题，得不到答案之后就离开。莱昂沿着墙壁摸索，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再走回来，纯粹是为了避免在黑暗中发疯。椅子是固定的，不管他怎么拉拽都一动不动。门这一边的把手被凿掉了，钥匙孔本该在的地方是一块焊死的金属。墙上嵌着某种木架子，莱昂摸到了被磨得光滑的凹痕，也许是用来存放葡萄酒的。一个地下室，他想，棒极了。 他不知道时间，每次审讯的间隔越来越长，拷打更加频繁，莱昂在这四面沉默的墙之间转圈，手指擦过凹凸不平的砖墙，酒架光滑的木头，一颗突出的钉子，冰冷的铁门，然后又是砖块。再后来他没有站起来的力气了，缩在墙角，舌头轻轻顶着被打松的一颗臼齿。他想象着一辆车停在农场前，面无表情的秘书走下车来，帽子拿在手里，很遗憾，克里斯滕太太，你的儿子去世了。他思忖着后勤处会选一个怎样的理由，车祸，急病，劫案，滑雪意外，很可能是车祸，车祸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惨不忍睹的尸体。他继续想象母亲常去的那个会众寥寥的卫理公会教堂，他们会在那里哭泣和祈祷，对热那亚一无所知。 灯光在门再次打开的时候涌进来，异常明亮，犹如一场小型爆炸。莱昂紧闭着眼睛，扭头躲避光源。两双手抓住了他，重新给他戴上手铐，押上一段楼梯。窗户上钉着木板，他短暂地从缝隙里瞥见了即将熄灭的夕阳，随后眼睛就被蒙上了，布条绑得很紧，把他肿胀的左眼压得生疼。两个沉默寡言的□□者把他推上车，门重重关上。 他不知道车开了多久，也许是四十分钟，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没有人说过话，两双手自始至终攥紧他的手臂，好像他有办法从高速移动的汽车里逃跑似的。车里有股清洁剂和腐肉混合的难闻气味，好像有人不久前才把染血的座椅统统拆出来，使劲擦洗过一遍。轮胎碾上碎石，喀喀作响，他们拐了个弯，停了一会，有什么人下了车，过了一会又回来了，继续往前开。一下重重的颠簸，车子重新驶上平整的路面，停了下来，不再动了。车门打开，一双手把他推了下去，带咸味的风迎面扑来，码头，莱昂想。 随后他听见了喷气式引擎低沉的轰鸣，没有船能发出这种声音。莱昂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者一左一右地把他架起来，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不，他意识到，这念头像冰水一样让他浑身发冷，这是个机场。 —— 时针指着六点，但区域调度员那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永远是深夜。电话响了起来，左手边第一个，领事起身准备出去，普利斯科特打了个手势，让他留在原处。 “什么飞机？”沉默地听了许久之后，他问了第一个问题，直接把烟头摁熄在木头桌面上，“韦斯，让他指挥这件事，虽然我不乐意这么说，但海因斯比你在行。我会和意大利人谈谈，看看他们能做什么。听着，”他站了起来，电话线绷紧了，“别让索科洛夫登上那架该死的飞机，哪怕把机场炸平。不要留活口，免得让莫斯科拿糖果来把这只害虫换回去——不，人质恐怕不是我们现在要关心的，只是个见鬼的发报员罢了。还有一件事，韦斯。” 普利斯科特把听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重新点了一支烟。 “等这场闹剧结束，逮捕海因斯，把他送到巴黎，不要耽误，我会确保他在牢里关上几年。别搞砸了。” 他用力把听筒砸回原处，深吸了一口烟，看了领事一眼，皱起眉，好像已经忘了有这么个人坐在对面。“萨姆，萨姆，萨姆，”他像唱歌一样哼着这个名字，掸落烟灰，又换上了那副温和的、告解神父般的神色，“你和我会不会被发配到世界尽头，就看今晚了。” —— 日光正在迅速消失。 酒吧的小货车在碎石路上颠簸，驾驶室那一侧的车门上画着一只睡在船锚旁边的狗。这车平常是用来运送饮料和蔬果的，装啤酒的塑料箱子还堆在货厢里，互相碰撞，砰砰作响。开车的是海因斯，年轻的探员坐在后排，瞪着前方，好像被什么别人都看不见的东西吓呆了。他年长的同僚在副驾驶座上摆弄枪支，把弹匣退出来，又退回去，不停地咔嗒作响。 一排快要被灌木吞噬的围栏出现在右侧，上面挂着的警告牌在风吹日晒之下已经模糊不清，车向左拐了个弯，碎石路被铁栅栏切断了，一扇铁门挡在他们和停机坪之间。“我们该联络机场，”年轻的探员说，“让他们——” 海因斯一脚把油门踩到底，碎石飞溅，小货车的引擎发出愤怒的低鸣，撞向铁门，金属合页断裂开来，栅栏歪向一边，门整扇倒了下来，砸在砂砾里。一个后视镜被撞掉了，货车冲上了平整的柏油路，径直驶向远处的跑道。一架双引擎客机匍匐在那里，像只等待喂食的鸽子，舷梯还没有收起来，荒芜的草地上停着一辆吉普车，车灯开着，光线刺向逐渐聚拢的暮色。 “五个目标，”韦斯说，“十一点位置三个，两点钟位置两个。” 我知道，海因斯想。第一颗子弹擦过车身，第二颗击碎了挡风玻璃，碎片像带倒刺的冰雹一样洒落。更多人加入了派对，子弹击打着金属，发出沉闷的声响。韦斯开枪还击，又咒骂着躲了回来，缩在仪表板下面。货车没有减速，继续向前冲，重重地从侧面撞上了吉普，把它掀翻了。冲力掀开了货车的前盖，金属像纸一样起皱撕裂，海因斯踹开车门，一个穿着皮夹克的人拖着血肉模糊的右腿，爬向落在地上的枪，海因斯踩住他的手，往他脑后开了一枪。副驾驶座的门开着，韦斯不见踪迹，后座的车门卡住了，海因斯用力把它拽开，年轻的探员歪倒在那里，额头上有一个弹孔，座位上溅满了血。 该死，他转身向飞机跑去。 夕阳染红了海水。阴影更深了，飞机只剩下轮廓，印在纸板一样的天空上，有人在大声喊叫，声音淹没在引擎低沉的轰鸣里。流弹击中了飞机引擎，进气口的轮叶旋转着，发出可怕的声音，就像许多钢齿互相咬啮。他看见韦斯一瘸一拐地跑向舷梯，举起枪，脸上露出胜利的神色，枪口对准了索科洛夫，海因斯看着他扣动了扳机。 不，他想。 然后突如其来的火光吞没了一切。 —— 爆炸的气浪把莱昂甩了出去，再摔到地上，他翻滚着，仿佛被卷进洪水，肋骨重重撞上柏油跑道，然后是肩膀和后脑。灼热的碎片像雨一样落下。他过了许久才意识到自己趴在地上，满嘴都是血和灰烬的味道。手铐还扣在他的手腕上，莱昂爬起来，拉下蒙着眼睛的布条。 火光照亮了满地的残骸，奇形怪状的影子跳动着，像是活的一样。左眼已经肿得睁不开了，他摸索着爬向不远处的一具尸体，掰开他的手指，拿走了枪，拍打他身上的每一个口袋。钥匙，感谢上帝，他的手抖得厉害，那枚小小的金属物从他僵硬的手指间滑落，他恐慌地在满地碎玻璃里翻找，把它捡了回来，打开了手铐。远处传来尖厉的警报声，救我，他想这么说，却发不出声音。莱昂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向在浓烟中时隐时现的几个人影走去。 —— 警报声敲打着他本来就疼痛不已的神经。四五公尺开外，韦斯挪动了一下，发出□□声，试图爬起来。海因斯捡起一段焦黑扭曲的钢条，对准他的头砸了下去，探员发出一声闷哼，趴在地上，不再动了。海因斯丢掉钢条，擦掉流进眼睛里的血，脚步不稳地走完了最后几步，在安东旁边跪下来。 血在摇晃不定的火光里看起来是像粘稠的黑色沥青，子弹打在肩膀上，另一颗瞄准了头部，但最终只是在耳边撕开了一道深而长的创口。海因斯脱掉外套，捡了一块边缘锋利的铁片，割下布条，绑紧伤口。安东抓住了他的手腕，认出了他是谁，于是攥得更紧些，“康纳。” “是我。” 对方闭上眼睛，似乎短暂地迷失在痛楚里。海因斯扶起他，让他靠在自己身上，“你能走吗？我得带你离开这里。” 安东点点头。 “别动。” 他们抬起头，看向莱昂·克里斯滕。发报员走出阴影，枪口颤抖着，先对准了安东，然后瞄准了海因斯，“你不能放他走。” 海因斯举起手，掌心张开，像是要安抚一只狂躁的动物，“克里斯滕，听我说。” “他杀了‘乌鸦’，差点杀了我，”莱昂的声音沙哑粗糙，听起来不像他自己的，“我以为他还杀了你。” “放下枪。” “不。” “莱昂。” “他是你的任务，不是吗？你要处决他，你应该处决他。” “我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 海因斯只是看着他，没有回答。警报声仍然响个不停，现在他们都能看清楚迅速靠近的人影了。 莱昂的喉咙堵住了，他费劲地吞咽了一下，“你是个叛徒。” “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我是什么。”海因斯说，语气和缓，仿佛对方是个易怒的幼童，“现在我只希望我的朋友活下去，你能明白吗？” 莱昂并不明白，他继续举着那把偷来的、血迹斑斑的武器，觉得自己像聚光灯下不知所措的丑角。海因斯把安东的手臂搭到自己肩上，两人慢慢地穿过散落着碎片和尸体的跑道。残余的日光终于熄灭了，风转了向，把烟迎面吹来，很快，除了血红的火光和烟雾，莱昂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17 – Epilogue 下雨了，刺骨地冷，河水和天空都泛出一种不透明的灰色，犹如被烟熏黑了的玻璃。一月快要过去了，但还是有些圣诞装饰忘了拆下，被斯特拉斯堡冬天的冷雨和偶发的冰雹击打得褪色了，无精打采地耷拉着。 领事最不喜欢的就是雨天，但他抱着装满私人物品的纸箱离开领馆时，雪粒开始混杂在小雨里飘落，来送他的人只有副领事帕克一个，两人在阿尔萨斯大街15号门口握了握手，说了些门面话。随后那位落魄的外交官钻进了车里，最后一次驶往斯特拉斯堡火车站，从那里，九点二十分发往东站的列车会把他送到巴黎，再然后就是华盛顿凶险的政治水域了。打字员和翻译们后来回忆道，副领事撑着一把黑伞，在雨夹雪里站了十五分钟，才回到领馆里，让所有人到一楼门厅里来。新任领事六天后会到达斯特拉斯堡，他们必须做好准备。每个人都近乎虔敬地听着，心里明白不管顶楼办公室坐的是谁，领事馆的实际掌权人是不会变的。 没有人知道发报处的克里斯滕到哪里去了，过了一段时间，除了发报处年轻的汤姆，也没人记得这个名字了。 —— 访客来的时候是四点过一刻，伊斯坦布尔最昏昏欲睡的时候。是狗先察觉到的，从带流苏的软垫上跳了起来，挠着门，汪汪地叫起来。有人在门外轻声交谈，然后门打开了，塔米娅把烟头丢进了茶杯里，它熄灭了，嗞的一声。 “我的小士兵！”她假装惊讶地叫道，拍了拍访客的脸，“你对自己的脸干了什么？” “攀岩，出了点小意外。” “我敢打赌是的。苹果甜茶？” “不，谢谢，我不能留很久，有人在等着，他的耐心不是很好。” “总是在惹麻烦，是吗，我亲爱的？” “恐怕是的。”访客重新把帽子戴上，“阿尼卡，好姑娘，我们该走了。” —— “这天气，”区域调度员评论道，从河面上吹来的潮湿冷风拉扯着他的大衣，协和桥上几乎空无一人，今天没再下雨，但起雾了，“这就是我不喜欢欧洲的原因，雨太多，阴天太多，你明白的。你看起来很紧张，完全没必要，我是普利斯科特，顺带一提，叫我米切尔就行，不怎么喜欢等级制度。” 不，莱昂说，他并不紧张。 “我听说了许多关于你的事，勇敢的年轻人，像只野马一样跑了大半个欧洲，没有人能把你放倒，原谅我这个比喻。你是个发报员，对吗，在斯特拉斯堡领事馆？” 是的，莱昂尽职尽责地回答，三年。 他们停在桥中间，河岸在冻雾里隐现，这里一抹砖石的灰色，那里一抹枯树的褐色。“我读过你的报告，读了三次，事实上，”普利斯科特露出微笑，那种特定的微笑，只属于政客、推销员和间谍，“你介意我问一些细节吗？” 莱昂不介意。 “我不禁留意到你没有把海因斯和索科洛夫的下落交代清楚。” 记不清楚了，他重申，那时候他刚刚受过讯问拷打，一个飞机引擎还在离他不到十米的地方爆炸了，他差点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 “当然了。”普利斯科特说，仍然微笑着。 他们看着河水，一艘船缓缓滑过，不是带玻璃顶棚的游船，是那种行将消失的平底木船，它顺水漂进桥底的阴影里，消失不见。他们继续往前走，一辆车飞驰而过，溅起了水花。 “自然，现在的问题是，”普利斯科特重新开口，没有铺垫，好像忽然从自己的思绪里冒出头来，“我们需要一只新的乌鸦，不只是斯特拉斯堡，整个东欧。你有兴趣为中情局工作吗，克里斯滕先生？” 作者有话要说：　　完结啦QAQ…… 感谢一直以来留言的各位小天使 第17章 番外篇01 L''le errante 如果不是因为猫不见了，雅克是不会到这里来的，这是半山腰上一片突出的平地，le balcon，大人们这么称呼它，“阳台”。越过参差不齐的边缘就是陡然下降的山崖，覆盖着零星的灌木和雪，向村子和狭窄的谷地延伸。村子和法属阿尔卑斯山区的其他小村没有什么区别，矮小的房屋挤在一起，像是要互相取暖，即使在阳光和暖的时候也笼罩在沉沉暮色里。 在雅克看来，“阳台”是一块荒芜阴冷的泥地，一栋木屋孤单地立在中央，木头因为常年风吹雨打而发黑，屋顶长了一层毯子般的苔藓。没有人住在这里，理论上是这样的，滑雪季节时木屋会租给登山客，但现在不是滑雪季节。雅克爬上一株歪斜的矮松树，躲在茂密的针叶后面，打量着袅袅升起的烟和窗户里的灯光，门廊上堆着木柴，盖上了防水布，四角仔细地用石头压紧了。一只狗睡在柴堆旁边，蜷成一个黑褐色的球。 一只椋鸟突然啼叫，雅克吓了一跳，差点从树上摔下来。狗汪汪吠叫起来，向松树跑来。木屋的门开了，一个人影出现在那里，雅克刚开始以为他拿着扫帚，随后才意识到那是一把□□。男孩死死抱紧了树枝，脸贴在粗糙的树皮上，祈祷陌生人不会看见自己。 “阿尼卡。”陌生人说。 狗安静下来，雅克听见靴子踏在落叶上的沙沙声，他会以为只是鸟儿，男孩数着自己的呼吸，四次，这才小心翼翼地往下看，肯定没有看见我。 “下来，小家伙。”拿着□□的人直直地盯着雅克。 他顺着树干滑下去，树皮擦破了掌心，雅克拽了拽脏兮兮的毛衣，低着头，缩起肩膀，就像被母亲发现他偷吃了全部榛果小曲奇时那样。 “只有你一个人吗？”拿着□□的人问，他的法语不太自然，好像故意修剪过，去掉了棱角，听不出是什么地方的口音。 “我在找我的猫咪。” “我没有问你在这里做什么，我问你是不是一个人。” “是的。” 狗绕着雅克走了一圈，嗅他的手和裤子。拿着□□的人蹲下来，以便看着雅克的眼睛，男孩留意到他的额头上有一道很浅的疤痕，在松树的阴影里，陌生人的眼睛是墨绿色的。“你叫什么名字？” “雅克。” “我是亚历克斯。听着，雅克，你的猫也许在别的地方，如果他曾经出现过，阿尼卡会知道的。”亚历克斯瞥了一眼阴影幢幢的树林，“有人知道你跑到这里来了吗？” 男孩摇摇头。 “别和其他人说起，好吗？我的朋友病了，他需要时间休养，不想受到打扰，你听懂了吗？” 男孩点点头。 亚历克斯站起来，“走吧，小家伙，天快黑了。” 男孩冲进树林里，沿着倾斜蜿蜒的小径一路往下狂奔，一次也没敢回头。 雅克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母亲留意到他擦破皮的手掌和沾满泥点的裤子，但没有说什么。晚餐是洒了粗盐粒的马铃薯泥和厨房里剩下的烤鸡，雅克的父亲经营着村子里唯一一家酒吧，总会有些剩余的烤肉和甜点。雅克连布丁也没吃，比平常更早回到卧室里，用枕头和毯子给自己搭了个帐篷，躲了进去。他能听见收音机的声音，一首颤抖的舞曲，母亲走来走去，木地板嘎吱作响。“雅克怎么了？”父亲问。 “猫不见了。”母亲回答，从语气里雅克就能听出来她皱着眉，“这是你的错，伯努瓦，我两个星期前就叫你把纱门修好的。” 没有回答，一阵静电杂音，频道换了，一个声音疲乏的主持人在谈论天气，山区接下来还会有雪，整个上萨伏瓦省都不能放松警惕。似乎突然意识到他再也见不到猫咪了，雅克抱着枕头，哭得喘不上气，毕竟对于一个八岁男孩而言，这也许是最接近世界末日的事了。 椋鸟又叫起来了，不能确定是不是前天的那只。清晨下过雨夹雪，山路湿滑，这条小路已经许久没有人走过了，快要消失在低矮多刺的灌木之间。狗比他跑得快，已经不见踪影。靴子在布满苔藓的岩石上打滑，海因斯停下来喘了口气，把袖子卷到手肘，继续往上攀爬。山风卷来了松脂的气味，从他站着的地方，木屋清楚可见，但雾气遮住了山脚的村子。 他还没走近就知道好几天前布下的套索有收获了，阿尼卡兴奋地绕着圈，尖耳朵高高竖起。一只野兔，后腿被收紧的钢丝卡住了，安东抓住那只挣扎不已的动物，拧断了它的脖子。 “你醒得比啄木鸟还早，有人这么告诉过你吗？” “你。”狗凑近了兔子，安东轻轻把她推开，“说过好几次。” “一般而言，病人应该待在床上，而不是一大早在外面谋害野兔。” “我不是病人。” “伤患。” “痊愈了，并且给你提供了晚餐。”安东晃了晃猎物，兔子的后腿软绵绵地摆动。 “如果情况需要，我能为自己提供晚餐，谢谢你。” “那我假设你会从今天开始只吃罐头？” “前提是‘如果情况需要’，没理由放弃已经到手的兔子。” 安东想继续说些什么，摇摇头，放弃了，把猎物塞进布袋里，这是他们在木屋的工具棚里找来的，垫在斧子下面，帆布上的陈年血迹已经变成了黑色的斑块。安东向磨蚀的石阶走去，但海因斯抓住了他的手肘，让他站住，“把枪给我。” “我没有带枪。” “我们谈过这件事了，在你的肩膀康复之前，别跑出来扮演山野游骑兵。” “枪不在我身上，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游骑兵’。” “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海因斯把他推到旁边的一棵松树上，手探进他的外套里，摸到腰间，从皮套里抽出那把引起争议的武器，“在克格勃待了那么多年，却还是学不会说谎。” “必要的预防措施。” “预防什么，前天那个男孩？” “显然。” “只是个吓坏了的小孩，在找走失的猫。” “换作是你，要监视两个藏在山里的逃犯，你会怎么做？” 海因斯侧过头，假装在思考，“找一个脏兮兮的小孩当我的眼线，每天付他一块巧克力作为酬劳，但这不是重点。” “而重点是？” “不要太疑神疑鬼，你可不想变成那种把枪放在枕头下的被害妄想症患者，不是吗？” “你的意思是不要变成你。” “我从来没有把枪放在枕头下。” “在波恩的时候。” “当时我需要提防一个苏联间谍。” “而现在？” 他们靠得很近，互相看着对方，直到海因斯移开目光，收起枪。“现在我们该回去了。”他伸手整理了一下安东的衣领，“我需要咖啡。” 预料之中的雪从中午就开始下了，雅克趴在窗边，指挥骑兵队攻击一只巨大的毛绒兔子，这些木头玩具都掉漆了，指挥官的旗子也不知所踪，但母亲拒绝给他买一套新的；况且这套漂亮的玩具是外祖父从里昂带过来的，在这个沉闷的小村里根本找不到。 酒吧里坐满了人，雪天总是这样的，人们想喝加了肉桂和橘皮的热红酒，顺便把咀嚼过许多次的谈资拿出来，津津有味地重新分享一次。收音机开着，音乐淹没在嗡嗡的谈话声里。门打开了，不平整的门扇互相碰撞，砰的一声。雅克指挥木头骑兵们在兔子面前排好队列，拿着□□的指挥官带头冲刺。 酒吧里安静了下来，一阵压低的、含糊的招呼声，随后收音机也关上了，这不太寻常，雅克放下骑兵，蹑手蹑脚地离开卧室，走到楼梯上，从栏杆的缝隙里往下看。 警察来了。村子里的警察局事实上是教堂出借的木工棚，略微改建了一下，修葺了窗户和墙壁，门上加了一把挂锁，两个睡眼惺忪的警员终日坐在堆满文件夹的长桌后面，像一对做工粗糙的木雕。雅克认出了大块头尼古拉，面包店老板的儿子，才三十二岁，头顶的秃斑已经比手掌还大了，在灯泡下泛出油光；站在旁边的是他的搭档让-菲利普，戴着眼镜，像幽灵一样苍白。另外还有两个西装革履的陌生人，除了葬礼和婚礼，雅克从未见过村子里的人穿西装。 “这两位先生从巴黎来，”尼古拉开口，“他们在找两个犯人——两个苏联间谍，安静点！这可不是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事。” 惊讶的低语声许久都没有停息，雅克在楼梯上挪了挪，从栏杆缝隙里探出半个头。“从巴黎来”的其中一位先生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张照片，交给雅克的父亲，他琢磨了一会，递给牧羊人拉瓦勒先生，随后又转手给开肉店的迪格努先生。照片缓慢地在酒吧里转了一圈，回到“从巴黎来”的先生手里。 “天气好转之后我们希望上山搜查，当然是在警方的允许之下，”从巴黎来的先生看了大块头尼古拉一眼，后者显然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挺起了胸膛，“如果各位想起了什么线索，请告诉我们。如果发现了他们的行踪，也请告诉我们，这两个逃犯有武器，非常危险。”他的口音和亚历克斯相似，太过规整，以至于不太自然，“我们不想有任何意外，不是吗？” 雅克悄悄地离开楼梯，回到卧室，关上了门。 “下雪了。”安东说，嘴唇贴着海因斯的后颈。 没有回答，他的朋友似乎睡着了，背贴着他的胸口。熊熊燃烧着的木头和炭块在壁炉里发出微弱的噼啪声。风雪摇撼着窗户，玻璃在木框里颤动，喀喀作响。狗蜷缩在铺了软垫的藤篮里，覆盖着浅色短毛的肚子随着呼吸起伏。壁炉前的厚地毯很暖，海因斯称之为“一小片长毛绒天堂”，他们躺在那里，盖着同一件大衣，像一对冬眠的动物。放在地板上的瓷杯在他们早前的活动中被碰翻了，咖啡倒了一地，浸湿了地毯边缘和丢在一边的裤子。 安东研究着他的疤痕，从肩膀到腰侧，先是用手指，然后是舌头和嘴唇。海因斯在他摸到 的时候抓住了他的手腕，“你似乎非常忙。” “确实。” 海因斯翻过身，仰躺在地毯上，“我刚才说咖啡的时候，想的并不是 。” “你想的是什么？” “显然是咖啡。” 安东笑起来，低头吻他的肚子，那里有一道细长的苍白疤痕，看起来像刀伤，海因斯的说法是“在剧院楼梯上摔了一跤，那是个见鬼的雨天”，安东一个字都不相信，但并不打算深究。海因斯支起上半身，右手轻轻按着他的后颈，鼓励他继续往下探索。安东握住他的 ，把 ，海因斯倒抽了一口气，手指 进他的短发里，抓紧。 他故意把节奏放得很慢，仔细地 和 。时间一度是他们最缺乏的贵重商品，但在这间远离人烟的木屋里，时间满溢而出，就像滴落铁桶的雨水。海因斯的 变成了 ，短暂地平息下来，又在安东 的时候重新变得急促。 “是的，”海因斯叹息道，“就像这样。” 安东亲吻他汗涔涔的额头，然后是嘴唇，海因斯的眼睛是绿色的，深埋着波恩的夏天和1968年伯尔尼的雪夜。 收音机还开着，信号被大雪阻断了，只剩下单调的静电噪音，沙沙作响。 雅克在深夜醒来。 这不是深夜，他逐渐意识到，是清早。积雪蒙住了玻璃，阳光变成一种黯淡的灰蓝色。楼下嘈杂不堪，男孩穿上外套和毛绒拖鞋，走下楼去。 大半个村子都来了，每个人都穿得很厚实，一排□□整齐地靠在吧台上，就像去年冬天帮拉瓦勒先生寻找丢失的绵羊时那样。雪变小了，他们要到夏季牧场去寻找那两个苏联间谍，那里有一栋石砌小屋，牧羊人拉瓦勒先生整个夏天都会住在那里，九月底再回到村子里来。大块头尼古拉和从巴黎来的两个先生一致同意，那是逃犯理想的藏身地点。 父亲从厨房里出来，用旧围裙擦了擦手，把雅克带到最大的长桌旁边。“和妈妈待在一起。”他说，解开围裙，戴上帽子，到尼古拉那边去了。 “你想吃榛子酱煎饼吗？”母亲问。 雅克爬上高背椅，“想。” 几张零散的纸摊在餐桌上，雅克对它们不感兴趣，也看不懂。两张邮票大小的照片贴在纸的右上角，雅克凑过去，就着吊灯的光线仔细打量，第一张照片是个严厉的陌生人，就像这辈子从来没有笑过。而另一个，雅克眯起眼睛，揭开糖罐，把一块方糖放进嘴里，“妈妈，我见过这个人。” 煎饼在平底锅里滋滋作响，“谁？” “这个。” 雅克指了指通缉犯的照片，突然意识到周围的说话声都停止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男孩的声音小了下去，并不比老鼠的叫声更响，“他叫亚历克斯。” 狗竖起了耳朵，站在门廊上，一动不动，像凝固了一样，过了不久就开始吠叫，不安地绕着圈。海因斯丢下雪铲，抓住项圈，揉了揉狗的头和脖子，“好的，我听见了。阿尼卡，你得安静点，好姑娘。” 狗安静下来，喉咙里发出忿忿不平的低吼。海因斯走到“阳台”的边缘，俯身去看倾斜的岩壁和被大雪覆盖的山间小路。起先他什么都没有发现，随后，在枯萎灌木的缝隙里，他看见了山路上的影子，十几个，像一群向着方糖进发的蚂蚁。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阿尼卡歪过头。 “这意味着度假结束了，但我们总是可以找到一个新窝的，不是吗？” 狗摇起了尾巴。 他拍了拍手上的泥，回到木屋里去了。 当大块头尼古拉踹开门的时候，壁炉里的火还没有熄灭，炭块闷燃着，在木屋的昏暗中发出幽暗的红光。 他们把这栋阴郁的木屋里里外外搜了一遍，继而搜索了周围的树林，一无所获。失望之下，他们继续跋涉了一个半小时，把荒凉空旷的夏季牧场也搜了一遍，唯一的收获是一只奶油色的猫，躲在石屋冰冷的壁炉里，饿得半死。这群疲惫的猎人把猫带回了酒吧，交给了雅克。从巴黎来的两个先生脸色铁青，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晚饭过后雪又下起来了，在喝完最后一轮热红酒之后，村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这所谓的追捕，不过是又一场增添笑料的闹剧罢了。 番外篇完 作者有话要说： 番外还会有两篇，其中一篇会作为隐藏篇收录在个志里XD 《十一时》作者：vallennox 谍战题材 特工x黑客 10.06更新第20章，全文完。 可以看作斯特拉斯堡的乌鸦的续篇，单独阅读亦可XD 《莱昂·克里斯滕又被迫出差》系列【没有这个系列 —————————————— 第1章 他跑过空无一人的登机通道。 血淌进眼睛里，但现在没有时间了，他用袖子擦了擦眼角，继续往前跑。声控灯被他的脚步唤醒，一段一段地照亮仿佛没有尽头的走廊。玻璃幕墙外面是空旷的停机坪，一架客机从远处的跑道上起飞，信号灯在夜色中闪烁。凌晨一点，小雪，不影响起降。 耳机里传来轻微的电流噪音，“蔡斯探员？” “这是蔡斯。” “‘浮标’在B区，到达大厅。” “我在路上。” 他撞开一扇写着“不得进入”的门，刺耳的警报响了起来，追着他跑过空荡荡的行李转盘和成排的手推车。租车柜台和咖啡店都已经打烊，一小撮疲惫的旅客在那里徘徊，有几个人盯着他沾满血迹的侧脸看，在他走近的时候匆忙躲开。 他终于看见了“浮标”，一米七六，灰色连帽衫，络腮胡，戴着细方框眼镜，像目击者描述的那样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他正在寻找什么，四下张望，目光落到蔡斯身上，停顿，不够一秒，“浮标”向自动门狂奔而去，蔡斯追了上去，粗暴地推开挡路的人。 “医生！”他用阿拉伯语叫道，“站住！” 如果这句话有任何效果的话，那就是对方跑得更快了。一群旅客从自动门里涌进来，“浮标”冲进人群里，消失不见。蔡斯咒骂起来，艰难地挤到门外。他的目标已经跑到黄线标记的候车区了，撞开一个准备登上计程车的人，钻进后排座位。蔡斯狂奔过去，拽开车门，把他拖了出来，按倒在水泥地上。 “你他妈在干什么？”他质问，把“浮标”的手臂扭到背后，人们驻足观看这场闹剧，“这不是我们说好的，你不能外出，直到——” “太迟了。” “什么？” “你们撒谎了。”蔡斯突然意识到对方在抽泣，像个五岁男孩，整个身体都在发抖，“你们承诺会保护我的家人。” “我们兑现了承诺。” “我的萨尔玛在他们手上，我的女儿，他们给我寄了照片。”一阵哮喘般的喘气声，“‘你或者她，做个选择’。他们这么跟我说，我不得不这么做，不是我就是她，你明白吗？告诉萨尔玛，告诉她我很抱歉，我不是杀人犯，我从来都不是，我很抱歉。” 他彻底崩溃了，脸贴着水泥，发出断断续续的呜咽，像只受伤的动物。一种可怕的预感在脑海里浮现，蔡斯拉开背包拉链，露出里面虬结的电线和雷管，无线接收器上的二极管稳定地闪烁着红光。 蔡斯像被烫到一样跳起来，跑向航站楼，寻找掩护。这就像一个熟悉的噩梦，时间凝固成粘稠的半流质，他怎么跑也不够快。许多双眼睛看着他，带着一模一样的好奇、困惑和惊恐，“跑！”他听见自己大吼，“离开这里！” 火光和巨响吞没了一切，金属、灰泥和碎玻璃倾泻而下，一场滚烫的、尖锐的暴雨。 —— 积水结冰了，薄而脆的一层，西斜的太阳正好令它们泛出湿润的金色光泽，枯枝投下的阴影铺满了荒芜的草地。莱昂移开目光，看向华盛顿冬季干燥的湛蓝天空。他站在一株瘦弱的栗树下，人群边缘，社交礼节所允许的最远距离。从这个角度是看不见墓碑的，但他很清楚上面写着什么，“米切尔·普利斯科特 1919-2006”，稍往下一些是太太的姓名，“莉莉安·普利斯科特 1921-2003”。莱昂把讲稿攥在手里，一小张纸，因为反复折起又展开，已经快要沿着折痕裂开了。他原本在担心悼词的结尾，考虑是不是要作出最后的修改，当一辆挂着弗吉尼亚牌照的黑色汽车驶入禁行区时，这个思绪就被打断了。 留意到那辆车的似乎只有他一个，其他人都专心致志地看着牧师，至少假装在这么做。两个人从车上下来，一个出示了证件，悄声和警卫说着什么，另一个径直向葬礼队伍走来。绝不是吊唁者，因为她穿着一件印着热气球的T恤，蓬松的棕发草草扎在脑后。年轻人快步跑过草地，拉上皮外套拉链，遮住那件不合时宜的衣服。 “克里斯滕先生，出了点小问题。” “现在不是个好时候，莫娜。” “我们在莫斯科的‘浮标’。”提及这个代号的时候，莫娜把声音压得更低了，莱昂不得不侧身靠近她，“打开了一个‘包裹’，就在机场里，二十分钟前。” “死了？” “考虑到‘包裹’就在他身上，这是个非常合理的推论，先生。” “而蔡斯探员？” “他在现场。” 在现场。没有明说是死了还是活着，莱昂看了一眼手表，“媒体知道了吗？” “只知道爆炸的部分。” “别让他们知道更多，假如有想象力特别丰富的记者打电话来，就说我们也在留意新闻，礼貌地请他们询问国务院。” “俄罗斯大使已经往你的办公室打了三次电话。” “哪一个办公室？” “‘矿井’，先生。” “他说的是‘我要和克里斯滕谈谈’，还是‘你最好立刻让克里斯滕接起电话’？” “后者。” “那我们最好不要让大使等着。”莱昂大步走向停在草坪边缘的汽车，把讲稿揉成一团，塞进衣袋里，“看在上帝份上，我从不擅长这玩意。” —— 莱昂·克里斯滕理论上的办公室在六楼，一个采光充足的舒适角落，摆着形同虚设的电话和一盏老式台灯。他实际的办公地点在地下二十公尺，普通地铁线路的深度。要到达这个地方，首先要找到一家开在僻静街道上的二手书店，玻璃橱窗里陈列着落满灰尘的诗集和贴着折价标签的建筑史教材。歪斜的木书架似乎随时会倒塌，一个面容疲惫的实习生守着柜台，因为没有生意，一天里大部分时间都在电脑上玩在线纸牌游戏，不停地吃放在宽口碗里的薄荷糖。柜台后面的小门上层层叠叠地贴着音乐会和讲座的海报，门后面是狭窄的楼梯，在底部分岔，右边平台通往仓库，左边通往一扇没有标记的门，安装着和这家书店不太相称的生物识别电子锁，先在这里扫描虹膜和指纹，到电梯里再输入一个8位密码，这个棺材大小的铁箱才会运转，把访客送下“矿井”。 就如它的代号所暗示的那样，“矿井”是个乏善可陈的密闭空间，墙壁没有处理过，都是光秃秃的水泥，通风系统一刻不停地发出噪音。裸露的承重钢柱被用作公告板，粘满了花花绿绿的便利贴。东侧墙边的工作台属于他们的数据矿工，两年前结束在“农场”(*01)的训练之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只有莱昂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其他人都简单地称呼他“伯尼”，伯尼面前有六七个屏幕，调到不同的新闻台，此刻都在播送一模一样的内容：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 “水温怎么样？” “像熔岩一样烫，酋长。”伯尼摘下耳机，把它挂在脖子上，“恐怕我们彻底和蔡斯失联了，我在监控入院记录，但目前留医的二十三个伤者里还没有符合描述的。他最后的已知坐标在爆炸现场。” 莱昂交抱起手臂，看着屏幕上从不同角度拍摄的航站楼，莫娜站在他身后，像个影子，“没有监控录像？” 伯尼摇摇头，“暂时拿不到，至少没办法在俄国人不察觉的情况下这么做。” 左上方的屏幕在重播爆炸过后的狼藉，那种晃动不停的手机录像，灯光昏暗，瓦砾里的血迹看起来是黑色的。莱昂注视着荧屏，看不出有什么表情。伯尼推了推眼镜，等待着。 “召回‘海钓’项目的人。” 莫娜和伯尼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前者首先开口，“全部吗，先生？” “全部，外勤，分析员，工程师，所有人。” 伯尼踢了一下桌子，滑到工作台另一端，转椅的轮子在水泥地上喀啦作响，他戴上耳机，重新开始敲键盘。莱昂走进他的私人办公室，锁上门，放下百叶窗，拿起电话。这间隔音室是“矿井”的心脏，三个文件柜里塞满了“海钓”项目的档案，莱昂坚持这么做，拒绝电子化这些资料，不管在项目委员会里受到怎样的嘲弄也不为所动。墙上挂着一张镶在木框里的苏联征兵海报，那是他九十年代中离开捷克时使馆雇员们送给他的，乱糟糟地签着十二三个名字，附带简短的祝福语；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现在变成了时代遗物。拨号音响起的时候他就盯着这张海报，思忖着自己上一次和俄罗斯外交人员接触是什么时候。 轻微的咔嗒声，电话接通。莱昂揉了揉鼻梁，收回目光，看着自己的手背。“大使阁下！”他用俄语说，换上了一种连他自己也十分厌恶的欢快口吻，“这是克里斯滕，我能占用你几分钟吗？” —— 蔡斯缓慢地恢复知觉。 警笛持续不断地鸣叫，有人在哭喊着什么，也许是一个名字。无线电对讲机发出沙沙的杂音，空气闻起来像烟尘和燃烧的塑料。他只剩下两个感觉，冷和疼痛，光线在他眼前跳动，混成模糊的一团。脚步声，碎玻璃被踩得喀喀作响，一双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检查了他的脉搏，笔形电筒照进他的眼睛里，左边，右边，除了眩目的白光，他什么也看不见。 蔡斯试图爬起来，但没有一块肌肉愿意响应。两双手把他抬上了担架，接下来的一段路漆黑而漫长，他只记得雪粒落在脸上，冷风刮来柴油和松树的气味，自始至终没有人交谈，好像他们都约好了绝不在他面前说话似的。担架震动了一下，他被抬上一辆车，也许是救护车，也许是漆成白色以便掩人耳目的厢式货车，联邦安全局和中情局一样喜欢用这种车进行绑架；这时候他才第一次听见这些人开口说话，用的是俄语，他不会俄语。氧气面罩盖到他脸上，蔡斯挣扎起来，在车里引起了一阵慌乱，好几双手按住他，针头刺进他的手臂里。 蔡斯在车厢门关上之前就失去了意识。 —— 莱昂打开门。 他的两个下属停止交谈，转过头来看着他，伯尼神经质地推了推事实上并没有下滑的眼镜，莫娜在军队里养成的习惯又出现了，挺直背，双手放到腰后。两人背后那一排屏幕不再显示新闻，换成了地图和时钟。 “和东欧站保持联系，确保我们的人安全回来。”他对伯尼说，然后转向莫娜，“留在这里，等我的指令，也许你需要到兰利去一趟，也许不需要，让我们祈祷不需要。” “你呢，先生？” “我会坐最早出发的一班飞机去莫斯科，去兑现一个人情。” 第2章 蔡斯再次醒来的时候一度以为自己还在旅馆里。 旅馆是后勤组选定的安全屋，一个低调的小地方，藏在莫斯科市区灰暗的巷子里，不算糟糕，也说不上非常舒适。“浮标”一个星期前给他打了一个不安的电话，声称“地下室里的白蚁已经失控”，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意思是他认为自己有生命危险。这位代号“浮标”的巴沙姆·本·卡拉德·奥马尔医生是中情局在阿拉伯半岛的重要线人，他经营的医疗仪器公司与散落在叙利亚、也门、约旦和阿富汗的军阀有牵连，他多次被指控洗钱，最后都不了了之。中情局像只疑心重重的母狼一样保护着他，不仅防备着沙特阿拉伯，也防备着北约盟友，因为整个“海钓”项目几乎都建立在“浮标”提供的情报上。接到电话之后半小时，蔡斯开着一辆除虫公司的小货车把医生从家里接走，藏到旅馆里。等后勤组亮起绿灯，他们会马上出发去阿姆斯特丹，再从那里飞往纽约。医生和他九岁的女儿会得到新身份，去一个安静的偏远角落重新开始。 至少计划是这样的。 他目前所在的房间只亮着一盏暗淡的吊灯，灯泡沾满污渍，因此光线里混着奇形怪状的阴影。他的左手被铐在床架上，已经麻木了。他拽了拽手铐，金属和金属互相碰撞，当哐作响。他的头痛得像是要裂成参差不齐的两半，蔡斯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后脑，触到了厚厚的绷带。外套搭在床头柜上，沾满灰尘和血迹，蔡斯迅速把口袋搜索了一遍，护照和车钥匙都不见了。 墙上的摄像头盯着他，像只不怀好意的独眼，一眨不眨。 锁咔嗒一响，门打开了，走廊的光线像刀一样切开了房间里的昏暗。进来的两个人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色西服，像是要参加葬礼。稍矮一些的那个径直走到床边，打开了手铐，用俄语说了一句什么，指着门。 蔡斯没有抗议，顺从地走出门外。这两个人看起来没有带武器，但他不能确定。走廊被日光灯照得惨白，没有窗，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排气扇嗡嗡作响。押送者一左一右走在他旁边，紧抓着他的手臂，几乎拖着他往前走。走廊尽头是一扇打开的门，他们把蔡斯推进去，按在一张冷冰冰的铁椅上，锁上门。 审讯室里安装着单向玻璃，旁边有另一扇更小一些的门。玻璃漆黑而平滑，蔡斯打量着自己在上面的映像，为了清理创口，他的头发被剃掉了一大块，看起来很可笑。就在他抬手去碰眼眶下方的伤口时，那扇小门打开了，审讯官走了进来，有那么几秒钟蔡斯以为这还是刚才把他押进来的那两个人，因为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色西服外套。他们在桌子对面落座，左手边那个人冲蔡斯笑了笑，仿佛他是个殷勤的保险经纪，而蔡斯是个倒霉的顾客。 “我们想问几个小问题。”保险经纪说，并没有自我介绍，他的口音并不明显，像柏油路面上的小小起伏，他把一个透明证物袋推到蔡斯面前，里面是他的护照、钱包和车钥匙，“旁边这位是我的记录员，不说话，只做笔记，你介意吗，米勒先生？” 这是他目前在用的工作名，詹姆斯·米勒，护照上也是同样的名字，也许他们确实不知道他的身份，也许只是在演戏，等他露出破绽。蔡斯决定冒险，“你们是谁？” 对方审视着他，交握起双手，“‘有关当局’，米勒先生。” “这他妈是怎么回事？” “只是问几个问题，你为什么来莫斯科？” “度假，别指望我会来第二次。” “你和巴沙姆·本·卡拉德·奥马尔医生的关系是什么？” “那是个名字吗？” 记录员飞快地写着什么。 “请回答问题，米勒先生。” “从没听说过这人。” “你今晚为什么去机场？” 蔡斯开始扮演愤怒的游客，拒绝被审问，要求见律师，要求联络大使馆，要求他们出示这样和那样的文件，声称他们无权拘留外国公民。审讯官一言不发，任由他表演独角戏，记录员埋头做速记，笔尖划过纸面，沙沙作响。等蔡斯再也想不出新的台词，他们站起来，礼貌地感谢他的配合，离开了审讯室。 然后是漫长的等待。 他又被带回那个昏暗的房间，铐到床架上。就像回到了“农场”的训练室，只是少了冲他大吼大叫的教官。他躺在那里，看着污渍斑斑的吊灯，告诉萨尔玛我不是个杀人犯，他还能听见“浮标”的声音，像录音一样清楚，告诉她我很抱歉。蔡斯挪动了一下，坐起来，以便减轻左手腕的压力。“浮标”的身份和行踪被泄露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炸弹是明显不过的报复，一个警告信号，有人想给他们一个教训。 他睡着了一小会，又被开门声惊醒。早前押送他去审讯室的人送来了食物，没加盐的马铃薯泥、一片面包和一杯清水。他只喝了水，没有碰其他东西。门重新锁上了，他觉得疲惫不堪，但不想躺下，脑后的伤口痛得像是捅进了一把带锯齿的手术刀。 第二次审讯换了个地方，在一个更小的房间里，切割成正方形的单向玻璃像个幽暗的井口。他进去的时候审讯官已经在里面了，不再是保险经纪，而是一个穿着灰色套装的女人，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浅色头发扎成一个紧紧的发髻。 “蔡斯先生。”她开口。 见鬼，他想，没有作声。 “是的，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她打量着蔡斯，回答了他没有问的问题，“但孩子们坚持要先让你表演，出于礼貌，我想。方便起见，你可以叫我玛塔，来自对外情报局。” 蔡斯盯着她，保持沉默。 “我花了点时间看你的档案，十分令人着迷。”玛塔接着说，“莱恩·乔纳森·蔡斯，在科威特大使馆待了一年，然后是伊朗，都是贸易代表，虽然你没有任何相关学历，事实上你甚至没有读完大学，不是吗？” “我不知道，你才是看过档案的人。” “是什么把你吸引到莫斯科，蔡斯先生？” “历史遗迹和美妙的天气。” “又或者是‘海钓’项目？” 他的惊讶想必很明显，因为玛塔冲他露出宽容的微笑，就像人们看见特别小的宠物狗在结冰的路面上滑倒时那样，虽然蔡斯有一米八九，可以单手把她拎起来。“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时常忘记俄罗斯也是‘海钓’项目的创立者，与其说忘记，不如说不知道。我能想象克里斯滕给你灌输了什么想法，让你觉得‘海钓’是中情局和政府通讯总局(*01)的爱情结晶。”她摇摇头，“我们和中情局合作的时候，这个项目已经面临裁撤——那是九十年代末，蔡斯先生，阿拉伯半岛的情报不及巴尔干半岛的值钱，直到基地组织出现，一夜之间，”玛塔打了个响指，“资金，人员，豁免权，一整套从白宫送来的礼物。‘不需要我们的俄罗斯朋友了，把他们挤出去，让路给英国人和法国人’。” 蔡斯耸耸肩，“我深表同情。” “应该是我表示同情，有人在你们鼻子底下把奥马尔医生炸成碎片，如果这不是情报泄漏，我不知道什么才是了。”玛塔摊开双手，蔡斯留意到她没有戴任何首饰，“也许我们知道这个缺口在哪里，也许我们乐意和中情局做个交易。” “也许你们就是这个缺口。” “我也希望我们是，蔡斯先生。” 蔡斯还想说些什么，被敲门声打断了。一个穿着黑色西服的人走进来，弯腰在玛塔耳边说了几句话，她站起来，大步走了出去。 门砰然关上。 “棒极了。”蔡斯大声对空荡荡的审讯室抱怨，“我非常喜欢你们的待客之道。” 没有任何回应，墙上的摄像头平静地看着他。蔡斯想象着这是反审讯训练的一部分，只要他露出哪怕一点点不耐烦，“疯狗”戴维斯教官就会把他踢出“农场”，他下半辈子就只能在巴尔的摩某个尘土飞扬的加油站里打工，最后死于酗酒。 他猜想自己等了三小时，也许四小时。门再次打开时，进来的是个中年男人，穿着皱巴巴的条纹衬衫，外套搭在手臂上。蔡斯瞪着他，半张开嘴。 “闭上嘴。”莱昂·克里斯滕简洁地说，“起来，我们该走了。” —— “炸弹在他的背包里。”两个小时后，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地下室里，蔡斯开口。 “大半个有互联网连接的世界都已经知道了，谢谢。”莱昂没有抬头，专心致志地读一份仿佛没有结尾的俄语报告，“你知道每到这种时候，我都会想什么吗？” “不知道，酋长。” “‘我应该继续当个发报员的’。” 蔡斯笑了笑，纯粹是出于礼貌，“玛塔说有人走漏了风声。” “她不叫玛塔。她的名字是柳德米拉，玛塔是她在捷克时的工作名。你应该感谢上帝，我来得很及时，她还没来得及把你撕成碎片。”莱昂摘下眼镜，把报告放到一边，“我们的渔网里确实有个缺口，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早就察觉到这个可疑的来源，他们愿意提供所有资料。” “价码是？” “‘浮标’，可惜这只下金蛋的鹅已经死了，他们想预订下一只鹅。” “她是个邪恶的魔——” “我们以前订过婚。”莱昂说，自然而然，像是在谈论天气，“恐怕我不能给你病假，莱恩，技术人员筛查出的IP地址在巴黎，我需要你去看一眼。嫌疑人的名字是阿德里安·康韦尔，伯尼迟些会给你资料。” “你们订过婚？” “出去，蔡斯探员。” 注01：英国情报机构，负责监听和网络监控 第3章 阿德里安从普雷耶十字路站出来的时候，雨已经下了一段时间了，台阶被踩得湿漉漉的。一个匆忙赶地铁的旅客撞了他一下，差点把他推下楼梯，没有道歉。阿德里安徒劳地瞪着那人的背影看了一会，拉起连帽衫的帽子，走进雨里。 他正在经历糟糕的一天。支票今早被退回了，交房租的支票，他的账户状态从长年干旱正式变成了负值，原本指望上周收齐的尾款迟迟未到，也许再也不会到了。他第一次动起了挪用末日基金的念头，那是他离开伦敦前存下的一小笔钱，但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有道理的，现在还不算末日。也许母亲会愿意接济，但母亲一直以为他在这里当电气工程师，对他赖以谋生的违法勾当毫不知情，阿德里安不确定该编造一个怎样的理由。 他走过高墙环绕的仓库和低矮的独栋房屋，最靠近街角的那一间是空置的，被打碎的窗户钉上了木板，外墙满是涂鸦。他绕进一条更僻静的小路，两边全是死气沉沉的土耳其烤肉店和烟草杂货店，待售的报纸被雨水打湿了，两天前发生的莫斯科机场爆炸案仍然占据着头版。他跨过明渠，里面的污水汩汩流淌，卷着烟头、落叶和其他看不出原本是什么的垃圾。他租住的小公寓在二楼，即使关着窗，半夜重型卡车驶过的隆隆声和酒鬼的喧哗还是清晰可闻。通往楼道的大门卡住了，去年夏天有一伙喝醉的阿拉伯小混混试图把它撬开，没成功，也没有人来维修，就一直这么歪着，在住户们进出的时候发出刺耳的摩擦声。阿德里安用力把门拽开，走上昏暗的楼梯。 钥匙不知所踪，阿德里安几乎把整个背包里的东西都倒出来，才找到那片小小的铜锌合金。他走的时候没有拉开窗帘，一道细细的、灰蒙蒙的阳光把狭小的起居室切成两半，照亮了懒洋洋地翻滚着的尘埃。他踢上门，随手把背包扔到地板上，被鞋架绊了一下，咒骂起来，打开了灯。 “下午好，康韦尔先生。” 他吓得差点咬断自己的舌头，后退了一步，重重地撞上门框。不速之客从沙发上站起来，冲他打了个手势，“坐下，别紧张。” 阿德里安瞪着他，紧攥着门把手，无法决定要尖叫着逃出去还是冲进厨房寻找武器。入侵者站在原处没动，他看起来比阿德里安宽两倍，黑色衬衫在肩膀处绷得很紧，他还戴着一顶难看的毛线帽，软塌塌的，左手缠着绷带，看起来像个抢劫了旧货商店的逃犯。 “你最好在我报警之前离开。”阿德里安说，希望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没有发抖。 “如果你希望法国警方知道你是个职业黑客，很可能参与了超过四起欺诈案和商业间谍案，请便。” 他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听着，如果你是想勒索，那你找错——” “我不是，只是想请你谈谈你的主顾。” “你是谁，MI6？DGSE[*01]？” “你可以叫我蔡斯。如果这能让你不那么焦虑的话。一般而言我不喜欢使用暴力，小松鼠，但是，”蔡斯把枪从皮套里抽出来，“坐下，我不会再多问一遍了，手放在我能看见的地方。” 阿德里安照做了，电视旁边有一张堆满了杂志和书的靠背椅，他挪开杂物，把椅子拖过来，坐下，双手放在大腿上，像个准备接受处罚的中学生。蔡斯把枪放到茶几上，坐下，摸出录音笔，同样放到茶几上，按下开关。 “有留意新闻吗，康韦尔先生？” “我不确定你想说的是什么。” “两天前，谢列梅捷沃机场。” “某种恐怖袭击，我想，我没细看。” “谋杀案。”蔡斯往前俯身，盯着他，“去年十一月到一月之间，有人陆续从GCHQ的主数据库里调取了文件，不大，总共22兆字节，有印象吗？” 从窗帘缝隙漏进来的那一道细长的阳光落在手背上，阿德里安专心地盯着它看，没有回答。 “这些文件里有很多无关紧要的东西，办公用品报表，打印机维修手册之类。”蔡斯接着说，“也许这个人打算用这些垃圾来掩盖他真正想偷的金子，一位奥马尔医生的监视记录。我们还不知道你是怎么绕开防火墙的，但这不是我关心的，我关心的是你把这些记录给了谁。” “我不记得了。” “我建议你再认真想想。” “你根本不知道我这一行是怎么运作的，是吗？先付一半钱，我准时把你想要的给你，再付剩下的一半钱，永别。我不问、也不关心你是谁。如果我留下每一个委托人的记录，以后就别指望再有委托人了。” 楼下的大门发出难听的叽嘎声，又砰然关上，脚步声走上楼梯。 蔡斯调整了一下录音笔的位置，“你曾经是GCHQ[*02]的雇员，对吗，康韦尔先生？” “短期合同，算不上‘雇员’。” “你是否认为——” 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话，他们同时扭过头，看着门。蔡斯皱起眉，关掉录音笔，“你在等什么人吗，小松鼠？” 阿德里安摇了摇头。 “到厨房里去，别发出声音。” 他想抗议，但最后还是闭上嘴，躲进厨房，看着蔡斯小心地走到门边，背靠着墙站着，打开了手枪保险，“是谁？”他问。 “法兰西电信，先生。”门外传来模糊的回答，“线路检修。” “我没有收到预约信。” “临时抢修，没来得及发出预约，抱歉。” 蔡斯打开门锁，门几乎是同时被踹开了，“维修技工”闯了进来，举起装了消音器的枪，花了一两秒才意识到目标并不在面前。蔡斯用枪柄砸了一下他的后脑，这个可疑的维修人员像袋马铃薯一样倒在地上。蔡斯拿走了他的武器，迅速把他搜了一遍，除了一个备用弹夹，什么都没有发现。阿德里安在厨房门口呆站着，试图理解眼前的闹剧。 “有绳子吗，康韦尔先生？”蔡斯直起身，踢了踢地上昏迷不醒的人。 阿德里安翻出了几卷黑色胶带，之前修理漏风的窗户时用的。蔡斯把“维修技工”捆到椅子上，到厨房里接了一杯冷水，泼到他脸上。 “‘法兰西电信’，嗯？”蔡斯坐到茶几上，“派你来的是谁？” 那个穿着蓝色技工制服的人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没有回答。蔡斯掂量着那把装了消声器的枪，像是在欣赏它的颜色，随后对准杀手的膝盖扣动了扳机。“技工”尖叫起来，扯紧了把他牢牢绑在椅子上的胶带。阿德里安瑟缩了一下，瞪着溅到地板上的血。 “‘缺乏耐心’，我上司常常这么说。”蔡斯耸耸肩，枪口对准了另一边膝盖，“派你来的是谁？” “我不知道。” “错误的答案。” “我没问他的名字，他只愿意通过中间人和我沟通，付了五千欧元，现金，给了我地址和照片。干掉那个小个子之后再付两万。”他冲阿德里安扬了扬下巴。 “假设你完成了任务，要怎样拿到尾款？” “他说钱放在，”他似乎噎住了，喘着气，额头上布满冷汗，“放在北站的行李寄存处，到时候会给我编号和钥匙。” “你提到的中间人，他有名字吗？” “我们叫他‘蟋蟀’，我猜他的名字是尼古拉之类的，波兰人，记不清楚了，我只知道这么多，我发誓。” 蔡斯点点头，站起来，再次用枪柄猛击“技工”的头部，他昏了过去，头歪向一边。阿德里安悄悄地向门口挪去，察觉到蔡斯的目光时就僵住了。 “你不能再留在这里，收拾东西。” “什么叫‘收拾东西’？” “你被盯上了，必须马上消失。” “你疯了？你不能——” “我再说得简单一些。”蔡斯打断了他，“你有五分钟时间收拾必要的东西，安静地跟我离开这里，否则我就把你的脑袋炸成一锅番茄汤，这听起来怎么样？” —— 车是租来的，收据塞在杯架里，阿德里安想看看上面的名字，但不敢伸手。他的背包扔在后排座位上，塞着电脑和几件衣服。车已经驶出了圣但尼令人不快的小路，往鲁瓦西方向的高速路车流稀疏，小雨和雾融成灰蒙蒙的一团，已经说不出具体是什么天气了，汽车修理厂和郊区大型超市硬邦邦的轮廓像幽灵一样时隐时现。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不会说别的话了，是吗？” “只是想搞清楚我惹上了什么麻烦。” 蔡斯瞥了他一眼，“我也是。” “你没必要绑架我。” “我救了你一命。” “然后绑架了我。” 蔡斯耸耸肩，“如果你一定要这么认为的话。” 他打开了车载收音机，调到一个新闻频道，主持人喋喋不休地讨论着俄罗斯会不会用天然气要挟法国，就像现在要挟乌克兰那样。那顶软巴巴的毛线帽歪了，露出了它本应遮盖的绷带。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阿德里安说。 “哪一个？” “你是谁，从哪里来，基础哲学问题。” “中情局的跑腿。”蔡斯回答，减速靠右，贴着匝道慢驶，寻找着什么，“你和我正在调查的案子有关，也许是配角，也许是主角，我还不能确定，但有人想杀你，我们都需要重新评估情况。”蔡斯把车停在匝道上，“最好不要逃跑，我会不得不向你开枪。” “你要去哪里？” 蔡斯摔上车门，翻过路边围栏，走向安装在水泥柱子上的应急电话，那种贴满了各种公共号码，“仅供紧急情况使用”的电话。透过布满水珠的玻璃，阿德里安看着他简短地对着话筒说了些什么，挂上，再次翻过围栏，回到车里。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汽车重新发动的时候，阿德里安问。 “一个安静的地方。”蔡斯踩下油门，“继续谈我们刚才没有谈完的。” 注1：法国对外安全局（Direction Générale de Sécurité Extérieur） 注2：即政府通讯总局的缩写，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 第4章 莱昂并不喜欢华盛顿。 或许是因为一种逆向的思乡情绪，他离开这里的时候，人们除了苏联和核威胁，几乎不关心别的东西；等他九十年代再次回来，这两项的优先级已经跌到最低，一批接一批的外勤和卧底被召回，一个接一个特殊委员会解散，成吨的文件预备公开或销毁。相比起疲惫的欧洲大陆，这里的一切都太过明亮、轻快和年青，令他觉得自己灰暗而苍老，像个积满灰尘的壁炉摆件。 “睁大眼睛，枪放在手边，就像在二十年前的布达佩斯那样。”普利斯科特告诉他，那时候他们在蒙大拿钓鱼，站在齐膝深的冰冷溪水里，前者刚刚退休，莱昂接管了地区行动调度的工作，“比布达佩斯更危险，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应该辞职。”莱昂说，“学不会当政客。” “没有人生来就会。” 普利斯科特是错的，莱昂阴郁地想，快步走过空荡荡的走廊。政客和间谍一样是天生的，你要不就内行，要不就是局外人，而他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经验丰富的局外人。 走廊尽头是一扇双开门，钢制，用一层带木纹的镶板来掩饰它的材质。两个警卫守在外面，一个检查了他的证件和公文包，另一个拿走了他的手机，替他打开门，“他们在等你了，克里斯滕先生。” “谢谢。” 他在落座之前就明白这将是十分难熬的一次会议。长桌最左边坐着媒体联络处派来的年轻雇员，莱昂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所有人都叫他“报童”，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报童”只在有人搞砸了什么事的时候才会出现。坐在他旁边的是分管情报处的副局长马库斯·哈迪，正侧着身和特工主管玛格丽特·格拉斯顿谈话。长桌旁边的第四个人是俄罗斯及欧洲事务分析科的亨利·梅西耶，三十六岁，整整比莱昂小二十年，衬衫挺括，领带熨烫平整，典型的海报男孩。他的出现不是个好兆头，梅西耶觊觎莱昂的职位，这不是什么秘密，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一批“新鲜血液”是无人机和光缆信息拦截的坚定支持者，在他们眼里，要到达美丽的技术新世界，首先就要剔除像莱昂·克里斯滕这样的冷战化石。梅西耶冲他笑了笑，莱昂假装没看见，坐下来，把公文包放到脚边。 没有人说话，显然都在等他先开口，莱昂清了清喉咙，“我在昨天提交的简报里说明了召回‘海钓’项目全部雇员的理由，以及相应的后勤安排。”简报是在飞机上匆忙写的，但哈迪和格拉斯顿多半都没有认真看，“作为任务主管，我自然负有责任——” “而我们支持你的判断。”副局长说，折磨着一支按压式圆珠笔，他最近在戒烟，看起来总是很焦躁，“我们只是留意到有一个特工仍然活跃。” “莱恩·蔡斯探员。”莱昂回答，“他在跟进一个线索。”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提供的线索。”梅西耶插嘴。 “反恐情报共享。”莱昂看了他一眼，“梅西耶先生理应比我更了解这个政策。” 梅西耶想反驳，但格拉斯顿比他先开口，“如果我们需要你的意见，我们会问的，谢谢你，亨利。”她转向莱昂，“我的理解是，蔡斯探员在爆炸中受伤，而且被联邦安全局短暂拘留。” “蔡斯探员仍然有能力执行任务。”而且我也不信任其他人，莱昂没有把后半句说出来。 特工主管挑起眉毛，“你确定吗？” 不太。“是的。” “你的探员和你的‘线索’，”梅西耶再次插嘴，“他们现在在哪里，克里斯滕先生？” “我有权不透露正在执行的任务的细节。” “委员会有权知道任务的细节。” “他们会在我的下一份简报里读到所有的细节，梅西耶先生。” 梅西耶看了格拉斯顿一眼，似乎在期待特工主管的支持，但后者并没有什么表示。哈迪放下圆珠笔，“你需要多少时间？” “这取决于很多因素——” 哈迪打了个手势，像是要赶走一只飞虫，“告诉我你需要多少时间。” “一个月。” “你有两个星期。”副局长告诉他，“找出是谁策划了这起爆炸，然后我们会再决定要怎样处理‘海钓’项目。” 没有上诉机会了，格拉斯顿和哈迪起身离开了会议室，亨利·梅西耶跟着跳起来，追在后面，急切地说着什么，门关上了，莱昂听不见他们的对话。他提起公文包，站起来，随即被报童叫住了，莱昂早就忘了这人的存在。 “如果我能占用你几分钟的话。”报童冲他微笑，辐射着一种公关人员特有的、信手掂来的殷勤和友善，即使他告诉你全面核战争已经开始，你也会高兴地接受的，“我们需要起草一份给媒体的简报，‘官方否认’之类，你明白的。事实上我已经写好了，只需要把你认为不妥当的地方划出来。” 莱昂叹了口气，重新坐了下来。 —— 在离农舍还有五公里的地方，蔡斯关掉了车头灯。 乡间小路一片漆黑，到最后根本没有路了，汽车在凹凸不平的荒地上颠簸了一会，驶上一段碎石路，停在石墙的阴影里。农舍没有明显的入口，需要穿过马厩进去，马厩已经废弃不用很久了，闻起来仍然有干草和木头发霉的气味。蔡斯按亮了笔形手电筒，寻找通往农舍的小门，晃动的光线在墙上投下巨大的、滑稽的影子。有什么东西贴着墙脚飞快地逃窜，老鼠。 他摸到了开关，打开了灯，粗暴地把阿德里安推进去。这栋低矮的木石结构建筑的窗户都被水泥封死了，地板上的尘像一层厚厚的灰色积雪，一根电线从木梁上悬垂下来，挂着一个孤零零的灯泡，照亮了几张椅子，其中一张翻倒在地上，缠着铁链。旁边是一辆不锈钢手推车，医院里用的那种，堆着些类似牙医器械的东西。 “屠宰场。”蔡斯说，声音在这个阴森的空间里激起微弱的回音。 “这是什么意思？” 蔡斯扶起翻倒的椅子，“意思是我们会把不合作的人带到这里，说服他们。巴黎站同意让我借用这个地方。” 阿德里安看了一眼椅子上的深色污渍，“你是说拷打。” “‘深度审讯’。”蔡斯从推车上拿起一把生锈的止血钳，看了看，丢回原处，哐啷一响，“必要时会使用一些辅助手段。” “恐吓我没什么用，”阿德里安的声音有些发抖，“我见识过你们的‘手段’。” 蔡斯坐了下来，指了指另一把木椅子，示意阿德里安做同样的事，后者假装没看见，“那是在你加入GCHQ之前还是之后，小松鼠？” “我不叫小松鼠。” 他是对的，恐吓不会有什么效果，应该从一开始就把每句话都用糖衣裹起来。人们很容易对莱昂放下戒心，因为他看起来像个好脾气的图书馆员，而蔡斯——用莫娜的话来说——像一头暴躁的美洲野牛。这不能算是蔡斯的错，他十五岁之前的人生都花在打架和关禁闭上，在少管所和社工办公室进进出出。 “我道歉。”蔡斯举起手，做出安抚的姿态，“你为什么离开GCHQ，阿德里安？介意我叫你的名字吗？” “我的合同到期了，就这么简单。” “我听到的版本是，他们向你提供一个长期职位，你拒绝了，随即离开了伦敦。”蔡斯抛出这个地名，观察着阿德里安的反应，“简直像在躲瘟疫，不是吗？” “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签了保密协议，‘如果阁下说了这个或那个，会被拖进但丁式的地狱里，被三个头的撒旦吃掉’。” 蔡斯摘下毛线帽，摸了摸脑后的绷带，伤口又开始隐隐作痛，但至少没有流血，绷带是干燥的。“你能想到有什么人想杀你吗？” “我能想到两百个。”阿德里安看了一眼蔡斯的表情，“听着，我靠盗刷信用卡和买卖账户信息来赚一点钱，不是很光彩，但我充其量只是一个小贼，不是你想找的什么跨国犯罪智囊。” 蔡斯点点头，再次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这次阿德里安坐了下来，手臂交抱在胸前。“你经常接这种生意吗？”蔡斯问，往前俯身，专心地看着他的目标，“帮别人盗取信息？” “大多数人都只是想知道他们的男女朋友有没有出轨，你知道的，‘我的甜心是不是真的在格拉斯哥出差？还是在湖区和别人上床？’，花一两百欧元，我能给你查出来。”阿德里安咬了咬下唇，斟酌措辞，“偶尔会有一些‘大鱼’，你可以随便开价，他们马上用现金付全款，也许是政客，也许是记者，我从来不问，他们的要求差不多，监视某个议员的通讯记录，追查某个使馆参赞的行踪，偷某个公司的标书，诸如此类。” “奥马尔医生的监视记录。” 阿德里安点点头。 “你为什么会有访问数据库的权限？” “我的前同事，他从不改密码——是《北非谍影》的首映日期，顺带一提——而且他对止痛药上瘾，我碰巧认识几个不太规矩的医生。”阿德里安耸耸肩，“这就是我的行业秘密，中情局先生，我猜这也不意味着你会放我走，是吗？” “如果我是你，我不会急着走，毕竟有身份不明的杀手想轰掉你的脑袋。” “你也是这么威胁我的，我甚至不能确定你真的是中情局特工。” “你还活着，这就是证明。” 阿德里安盯着他看了一会，摇摇头，似乎放松了一些，“那位奥哈拉医生出了什么事？” “奥马尔，阿拉伯名字。他是中情局的一个关键证人，我们向他提供24小时的保护。从你手上买走了监视记录的人找到了他，把他炸成了碎片。他的女儿下个月就要过十岁生日了。”蔡斯摊开双手，“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出这个人是谁。” “所以。”阿德里安指了指他缠着绷带的左手。 “我当时在场。” 年轻的黑客垂下视线，把手指插进头发里，将乱糟糟的金发弄得更乱，“我会试试。”他最终开口，“不保证能找到什么，中情局最好能给我酬劳，只要现金。” “如果你愿意合作，我们不会公开你的罪证，这就是酬劳。” “这不是一场公平的谈判。” “当然不是。”蔡斯握了握他的手，故意用上了力气，像是要捏碎他的骨头，阿德里安皱起眉，“我们会相处得来的，康韦尔先生。” 第5章 警察是在临近傍晚的时候来的，等他们从属于阿德里安·康韦尔的公寓里抬出一个担架的时候，街上已经聚集起了稀疏的一小群人，大部分是下班回家被警员挡在门外的住户，另外一些是被警笛声吸引过来的好事者，其中有一个戴着灰色渔夫帽的人，和其他好奇的围观者一样，伸长脖子看被抬上救护车的伤者，看清楚那个倒霉鬼的脸之后，他似乎失去了兴趣，离开人群，沿着空荡荡的公路走向普雷耶十字路站。 路灯还没亮起，烟草店和烤肉店的招牌仿佛火把，嵌在厚重的阴影里。风从地铁站口涌出来，带着机油和垃圾的气味，戴帽子的人慢吞吞地走过地下通道，一点也不赶时间。他在闸机旁边停下，摸索零钱，没有投进售票机，而是喂给公共电话投币口。他看了一眼手表，下午四点二十分，美东时间上午十点二十分。 电话在拨号音响过第二次之后就接通了，“告诉我你找到那个黑客了。” 戴帽子的人把听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又掏出一把零钱，一个一个地数起来，把一欧元硬币挑出来，“他失踪了。” “失踪。”对方把这个词重复了一遍，“你要对付的是个书呆子，不是反间专家。” “有人在帮他，专业人士，‘蟋蟀’派去的‘技术人员’挨了一枪。邻居报警了，警察比我先到，把他带走了。” 短暂的沉默，有什么东西嘎吱作响，应该是地板，戴帽子的人想象着对方在狭小得像个壁橱的办公室里踱步。这些幸运的混蛋，他想，舒舒服服地躲在兰利，指使那些年薪比他们低三分之二的人东奔西跑。 “莱恩·蔡斯。”对方告诉他，“克里斯滕的人。” 两个学生模样的人走向闸机，谈论着足球，并没有多看戴帽子的人一眼，后者盯着他们，直到这两个人走下楼梯才开口，“蔡斯今天向巴黎站申请使用其中一间安全屋，也许他把康韦尔带到那里去了。”他犹豫了一下，“你从来没告诉过我要对付自己人。” “你应该自己动手的，如果你及时处理掉那个黑客，我们也不用走到这一步。” “我是外交人员，不是猎狗。” “你只是不想弄脏自己的手。” 电话发出尖锐的提示音，提醒他继续付费，戴帽子的人再把两个硬币塞进投币口里，“我和你一样不想下半辈子烂在联邦监狱里。” “这不是世界末日，托比。”对方欢快地说，就像提议下班之后去酒吧似的，“我会对付蔡斯和克里斯滕，只要‘海钓’项目彻底关闭，他们都不能再惹麻烦。外勤只是些木偶，只要我们在兰利收线，他们不能不回来。” 又有人走进地铁站，一个肥胖的老太太，层层叠叠的衣服像个帐篷，提着一个鼓胀的帆布购物袋。托比移开目光，揉了揉鼻子，“我们要怎么处置‘技术人员’？” “让他消失。在圣但尼的警察局里，这是很容易做到的，我想。” “只要你愿意付钱。” “托比。” “是的？” “下次打电话来的时候，告诉我你已经处理掉我们的黑客了，好吗？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戴帽子的人挂断了电话，令他失望的是，这部老旧的机器不设找零。 —— “这完全没有必要。”阿德里安说，拽了拽手铐，这件金属物的一头咬住他的右手手腕，另一头锁在方向盘上，“而且极其危险。” “预防措施。”蔡斯调低了副驾驶的座位靠背，舒服地靠在那里，裹着绷带的那只手放在肚子上，“尽量不要出车祸，好吗？” “我还以为我们现在是一伙的。” “信任需要时间。“蔡斯侧过头看着他，“开车，康韦尔先生。” 阿德里安别扭地用左手摸到点火钥，发动了汽车。这辆白色的雷诺驶上碎石路，仍然没有开灯，像只迟钝的甲虫，在一片漆黑中缓慢爬行，远离农舍。蔡斯没有告诉他目的地，每隔十来分钟就发出简单的指令，这里转弯，继续往前，是的，阿德里安，穿过这片树林，别问问题。 凌晨三点半前后车驶上了公路，阿德里安打开车头灯，瞥了一眼蔡斯，后者闭着眼睛，似乎睡着了，没有发表意见。阿德里安漫无目的地继续往前开，盯着空荡荡的公路，从路牌看来，他们是在往西南方向开。后视镜里有反光一闪，一辆十八轮重型卡车，远远地跟在后面，不久之后从标着“勒阿弗尔 220公里”的出口离开了高速公路，消失不见。 “前面有一个加油站，在那里停车。”蔡斯忽然开口，仍然半闭着眼睛，头靠在车窗玻璃上。 阿德里安看了一眼仪表板，“我们还有一半油。” “我们在那里换车，标准反追踪流程。” “根本没人跟着我们。” 蔡斯睁开眼睛，盯着他看了一会，张嘴想说些什么，最终只是摇摇头，坐直了，看着公路两旁隐没在黑暗里的旷野。那个孤零零的加油站镶嵌在路边，被日光灯照得惨白，仿佛海市蜃楼。一辆油罐车和一辆小货车停在填了水泥的空地上，像蛰伏着的野兽。阿德里安把车停在打烊的小餐厅旁边，蔡斯打开了手铐，示意他下车。 安装在外墙上的一盏小灯亮起，餐厅侧门打开了，一个穿着涡旋花纹睡衣的老人探出头来，把他们上下打量了一遍，“你们要到海边去吗？” 阿德里安想回答，蔡斯踩了他一脚，让他闭嘴，“是的，我们租了一艘船，现在是捕海鲈的季节。” 穿着睡衣的老人点点头，和蔡斯握了握手，回到漆黑一片的餐厅里去了，片刻之后再出来，交给蔡斯一把车钥匙。“注册在马纳谷搬运公司名下。”他说，指了指被油罐车挡住一半的小货车，“祝你好运。” “谢谢。” 货车驾驶室里有一股塑料包装纸和旧麻绳的气味，蔡斯重新把阿德里安铐在方向盘上，后者叹了口气，没有再抗议，发动了引擎，把货车开出了加油站。餐厅侧门上方的小灯熄灭了。这个幽灵般的加油站在后视镜里迅速缩小，消失。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没有回答，蔡斯不停地看后视镜，手指轻轻敲着座椅，提防着始终没有出现的跟踪者。 “你总是这么焦虑吗？” “这不是焦虑。” 阿德里安等了一会，但蔡斯显然不打算进一步解释。沉默逐渐发酵，他思忖着能不能打开车窗把它放走。一座庞大的发电厂在树林的阴影后面出现，冷却塔吐出成团蒸汽，灯光短暂地照亮了他们的脸。 “蔡斯。”阿德里安清了清喉咙，决定再试一次，“这是个名字还是姓氏？” “这里右转。”蔡斯说，像是完全没有听到他的问题。阿德里安耸耸肩，照做了，这辆白色小货车略微减速，从右侧出口离开了高速公路，往巴黎市区方向驶去，一路上没有人再开口说话。 —— 监控录像显示，1月12日凌晨五点十分前后，一辆漆着“马纳谷搬运公司：家庭及办公室专业搬迁服务”的小货车停在了“面包与玫瑰”咖啡店外面，离位于协和广场的美国大使馆不超过两公里。这录像刚开始被忽视了，因为它来自一个普通的交通违章监控摄像头，直到差不多半个月后才会被中情局的分析员反复拆解咀嚼，希望推测出关于莱恩·蔡斯探员的蛛丝马迹。在1月12日这天，这辆小货车和它的乘客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大使馆的警卫把他们塞进一个小会议室里，去通知当值的最高级别官员。“很可能是哪个倒霉的事务秘书，有决策权的人十点前都不会出现。”蔡斯说，“使馆会给你派一个或几个保姆，按他们说的做，交出他们让你交的数据，不要乱跑。” “听起来像监禁。” “不，像保护。” 阿德里安摆弄着台灯，把它打开又关上，“我以为你是我的保姆。” “我还需要处理一件谋杀案和一件谋杀未遂案，不能带着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游客——?看在上帝份上，别再折磨那盏灯了。” “我必须提醒你我非常了解——” 门打开了，有效地打断了他的话，一个戴着灰色软帽的人走进来，摘下帽子，目光从蔡斯转向阿德里安，分别送给他们一个事务性的笑容。“你们很幸运，我今晚正好在值班。”他和阿德里安握了握手，仔细地盯着他看，“我是使馆的文化参赞，协助海外情报事务，叫我托比就好。” 第6章 “这里不允许抽烟。”托比说。 蔡斯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上的烟雾探测器，耸耸肩，点着了烟。阿德里安看了特工一眼，又把目光转到文化参赞身上，“我刚刚告诉你我差点被来路不明的枪手杀死，而你的第一反应是禁烟条例？” 托比放下手里的铅笔，“无意冒犯，如果你死了，是英国大使馆的问题，不是我们的。” “说得好像我是自愿到这里来似的。” “枪手说派他来的人绰号叫‘蟋蟀’。”蔡斯插嘴，呼出烟雾，阿德里安把椅子挪开了一些，抬头看了看那个白色的圆形探测器，担心它会突然尖叫，触发喷头，把所有人淋成落汤鸡，“波兰人，名字可能是尼古拉，或者尼古莱，取决于你根据什么语言发音。” “从没听说过。” “你确定吗？” 托比瘦长的脸上挂着一种伪装成同情的冷漠，“我非常确定，蔡斯探员。” 外面的走廊上，工业吸尘器在轰隆作响，像一头仔细啃食地毯的动物，缓慢接近，又缓慢远去，大使馆无所事事的一天即将开始。蔡斯把燃烧着的烟头丢进玻璃杯里，它漂浮了一会，滤嘴慢慢浸透了水，开始下沉。 “康韦尔会留在这里，喂饱他，让他睡一觉。”蔡斯伸长手臂，拍了拍阿德里安的背，“我需要一辆车。” 托比冲笔记本皱起眉，“我能问你要去哪里吗？” “我打算绕着公园转一圈，买一只风筝，再买一个双球冰淇淋，洒上碎开心果。”蔡斯告诉他，面无表情，“我还需要武器。我对枪没什么特殊要求，能开火的就行。” “如果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我不能给你安排车辆和武器。”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规定根本不存在，别拿这些废话来浪费我的时间。” 参赞看起来就像被扇了一巴掌，他把小笔记本塞进口袋里，站起来，拿走那顶灰色软帽，“我会看看我能做些什么，蔡斯探员。” 他们出去了，把阿德里安一个人留在会议室里。烟草燃烧的气味仍然浓烈，他试图打开窗户，发现它们被钉死了，多半是因为某种荒谬的安全条例，而且这些条例显然可以践踏防火规定。靠墙放着一张沙发，上面有成堆的旅游和投资宣传手册，阿德里安挪开那些花花绿绿的小册子，蜷缩在这件事实上并不柔软的家具里。 他不停地惊醒，有时候太热，有时候太冷，模糊地梦见漆黑的公路和树林。实际睡眠时间肯定比他想象中要少，因为当托比把他推醒的时候，天仍然没有亮，透出一种浑浊的灰蓝色。 “跟我来。”参赞说。 他们穿过空无一人的走廊，然后是没有开灯的签证办公室，安检设施堆在门前，在昏暗中就像古老的刑具。托比打开门，加布里埃路在路灯下泛出湿润的光泽，说不清是雨还是霜，也许两样都有。夏天时这里会被树荫覆盖，但现在只有交错的枯枝，一面阴影织成的网，被风一吹就震颤起来。一辆孤零零的车从皇家路出来，驶向协和广场。 “我以为我要留在使馆里。” “不。”托比简短地说，“往前走。” 阿德里安站着没动，把背包往上提了提，“蔡斯说——” 枪口顶住了他的后腰，阿德里安僵住了，吞下后半句话。托比凑近了他的耳朵，“我说向前走，康韦尔先生，自然点，这附近的眼睛太多了。” “这是怎么回事？” “你运气很不好，仅此而已。不要打什么主意，我随时能打断你的脊骨，我愿意抱着我的外交豁免权碰碰运气。” “我不明白。” 托比发出干巴巴的笑声，像喉咙里卡着碎骨的豺狗，“你就应该不明白，康韦尔先生，否则我们的问题就更大了。这么想吧，你踩到了中情局四处留下的狗屎，我刚才说过了，运气不好。” 路灯熄灭了，经过雾气和云层重重过滤的微弱阳光还不足以照亮街道。他们拐进了挤满商店和餐厅的小巷，没有一家开着，路上空无一人。阿德里安走在前面，托比跟在后面，紧贴着他，枪始终顶着他的腰。远远地，又一辆车驶过，往马德莱娜广场的方向疾驰，他能听见急转弯时轮胎摩擦地面的尖叫。也许是刚才那辆车，阿德里安不能确定，九成不是，整个巴黎会有多少辆黑色轿车？六百万？一千万？他的思绪打了死结，喉干舌燥，手心里全是冷汗。鞋底在薄冰上打滑，他差点摔倒在狭窄的人行道上，托比抓住了他的领子，用力推了他一把。 巷子尽头是一个停车场，一家倒闭的医疗用品店把它和主干道隔开来，摇摇晃晃的木制围栏上挂着待售的牌子和“禁止张贴广告，否则将面临起诉”的警告标语。托比拿走了他的背包，翻出钱包和手提电脑。 “抢劫杀人案。”托比说，枪口指着阿德里安的额头，“足够英国使馆忙上一个星期的。” 枪声炸响，紧接着就是第二声。阿德里安后退了两步，撞上了围墙，靠在那里，过了许久才意识到自己还在呼吸。托比倒在开裂的水泥地上，痛苦地蜷缩起来，蔡斯大步穿过停车场，把枪从他手边踢开。 “你还好吗？” 阿德里安瞪着蔡斯，像是听不懂他说话。后者把钱包和电脑塞回背包里，递给他，阿德里安机械地接了过去，“你是怎么——” “看见他把你带出了大使馆。”蔡斯冲躺在地上呻吟的托比扬了扬下巴，“离你太近了，如果他不是准备操你，就是用枪指着你。”他耸耸肩，“我排除了第一个可能性。” “为什么他——” “我不知道，到车里去，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从这一秒开始，我们都是通缉犯了。” —— 屏幕上的黑白图像凝固了，然后快速后退，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1月12日早上7:09，两个人影冲出停车场，钻进一辆停在医疗用品店前面的黑色大众，迅速驶离。 “这是1号录像。”亨利·梅西耶说，按下遥控器，把录像倒回去一点，然后放大，“这是我们失踪的外勤，莱恩·蔡斯。”他拿起激光笔，红色光点停留在深色头发的高个子身上，“而这一个，”光点转移到旁边背着背包、穿着连帽衫的人身上，“是阿德里安·康韦尔，英国公民，出生在康顿，曾经为GCHQ工作过，网络工程师，短期合同，我的人查证过了，没什么可疑的。” 屏幕短暂地变黑，然后重新亮起，显示另一幅图像。 “2号录像。”梅西耶继续解说，晃了晃激光笔，“可以确认蔡斯探员和康韦尔在中欧标准时5:16到达大使馆。按照规定，由最高级别外交官员接待，1月12日凌晨当值的是托比·韦斯，文化参赞。法医相信他受到枪击的时间在七点前后，在离马德莱娜广场不远的一个停车场里，枪手很可能是蔡斯，我们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到那里去。韦斯先生因为失血过多，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期，等他醒来——假如他能醒来的话——我们在巴黎的人会和他谈谈。” 屏幕熄灭，灯光亮起，圆桌周围的人们挪动着，目光投向了莱昂·克里斯滕。莱昂专心致志地看着摊在桌上的文件，那是法国警方提供的照片，四十分钟前刚刚通过巴黎站发回来。一片布满裂缝的水泥地，血已经干了，一块不规则的暗色污渍。他的头隐隐作痛，电话响起的时候他才刚刚睡着不久，像梦游一样开车赶到兰利。 “克里斯滕先生。”梅西耶双手撑在桌子上，看着他，“你没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吗？” 他放下照片，“我需要联络我的特工。” “无意冒犯，在过去的四十分钟里，你一直在重复这句话，请问联络上了吗？” 莱昂短暂地闭上眼睛，像是在祈祷，再睁开，直视着梅西耶，“没有。” “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假设蔡斯探员已经叛逃。” “他没有叛逃。” “那他为什么要谋杀一个外交人员？” “在展开调查之前，没有理由一口咬定开枪的就是他。” “我明白你想保护自己的外勤，克里斯滕先生，可以理解，我们谁不是这样？但你刚才看见录像了吗？我不知道你看见的是什么，但我看见的，”梅西耶停顿了一下，确保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自己身上，“我看见的是一个危险的叛徒，‘海钓’项目需要彻底停止，吊销所有相关特工的行动许可，重新审理他们的安全等级，直到——” “这毫无必要。”莱昂插嘴。 梅西耶冲他露出一个冷冰冰的笑容，目光转向坐在桌子右侧的情报处副局长，“恐怕非常必要，哈迪先生。” 莱昂站了起来，“马库斯，听我说。” “‘海钓’项目所有行动从现在开始彻底终止。”副局长举起一只手，“亨利会负责监督这件事，所有和项目相关的雇员必须回到兰利，重新接受安全等级审查。” “马库斯——” “莱昂，”马库斯·哈迪转向莱昂，“度个长假，好吗？带薪的。” 莱昂大步离开会议室，摔上了门。 第7章 参赞遭到枪击的新闻仅仅占据有线新闻宝贵的半分钟，语焉不详。莱昂关掉电视，酒瓶已经空了，他动作僵硬地从沙发里起来，到厨房里冲洗了一下玻璃杯，接了一杯冷水，喝掉一大半，把剩下的倒进了窗台上枯干的盆栽里，它也许已经死了，但谁知道呢，说不定还有一丝希望。 电话自始至终沉默着，这种安静令他焦虑，就像被蒙住了眼睛和耳朵。他的身份卡和接触机密信息的权限一起被没收了，甚至没来得及向伯尼和莫娜交代任何事。此时此刻亨利·梅西耶应该已经以胜利者的身份到达了“矿井”，正在翻阅莱昂精心整理的纸质档案。 天已经亮了，阳光驱走稀薄的雾气，洒在结霜的草地上。迎着光的地方泛出剔透的金色，树下的阴影是一种半透明的灰色。没有麻雀，也许是因为太冷。蔡斯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寒冷早晨到达“农场”，莱昂记得很清楚，开着一辆布满刮痕和干泥浆的旧大众，右边的后视镜撞坏了，以一个尴尬的角度向下倾斜，像只睁不开的眼睛。 “我们为你打破了很多惯例，”莱昂告诉他，两人走在树林边缘的小径上，“但我本来就不喜欢惯例——你的搏击成绩棒极了，顺带一提。” “谢谢，长官。” “再说一次你为什么被军事学院劝退？” 蔡斯根本没有犹豫，“我打掉了一个教官的门牙，长官。” “为什么？” “他罪有应得，长官。” 莱昂停下来，审视着他，仿佛蔡斯的脸是一张地图，他必须在上面找到至关重要的战略标记。年轻的士官生站在那里，挺直背，双手放在背后，略微抬起下巴，随时准备为自己辩护，但莱昂没有再问问题，只是笑了笑，继续往前走。 “我能提问吗，长官？” “可以。” “有什么好笑的？” “莫娜向我推荐你的时候，说你是个相当‘自主’的人，正是科威特站需要的。你确实不太擅长听从命令，不是吗，士官生蔡斯？” “取决于谁在下命令，长官。” 一群列队晨跑的学员经过，莱昂和蔡斯走到一边，让他们先过去，没有人多看他们一眼。小路在这里分岔，左边的探进树林深处，右边的顺着斜坡往下，通往远处的湖泊，莱昂走了右边。 “你的阿拉伯语非常流利，我听说。” “我母亲是黎巴嫩移民，长官，79年到美国来的。” “军校是她的主意吗？” “不，长官，是我父亲的，他以为这和训练狗一样。” 他们此刻走到了开阔草地中央，寒风凛冽，莱昂拉紧了围巾，把手插进大衣口袋里。荒芜的草地上树着几个支架，那是狙击训练时挂靶纸用的，现在空荡荡的，最外侧的支架被吹倒了。 “我听说过你，长官。”蔡斯开口。 “都是好事，我希望。” “‘华沙的乌鸦’。”蔡斯提高了声音，以便盖过风声，“还有热那亚事件，你击毙了安东·索尔科夫。” 索科洛夫，莱昂想，而且他活着离开了热那亚。 “你会发现中情局非常擅长起代号，士官生蔡斯。”他回答，“通常我还没有踏进会议室，就已经被分配了一堆代号，我怀疑他们专门为此造了一台什么机器。” “我希望他们会给我一个比‘乌鸦’更好听的。” “前提是你能完成训练。”莱昂看着他，不再微笑，“你也许觉得自己很幸运，士官生，得到了中情局的特殊待遇，躲过了牢狱之灾——你不幸的前教官同意放弃起诉，你知道他为什么愿意这么做吗？” 蔡斯没有回答。 “因为你即将参加的是自杀任务，不止一个，很多个，你会被派往科威特和巴格达，如果不好运的话，还有大马士革。如果你死在那里，”莱昂耸耸肩，“你就死在了那里，完毕。没有追悼会，兰利也不会承认你的身份。我们会给你的家人一小笔钱，不是出于好意，而是为了让他们闭嘴，你明白吗？” 还是没有回答，蔡斯点了点头。 “我告诉你所有这些，是因为你没有选择，你把自己逼到了死角。”风缓和了一些，松树林随之安静下来，莱昂拍了拍蔡斯的手臂，继续往前走，“但不是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帮你自己一个忙，别再搞砸了，好吗，士官生蔡斯？” “我不会的，长官。” 他确实没有让我失望，除了书面报告写得一团糟之外。莱昂收回目光，从落地窗边走开，回到沙发上，看着空无一物的电视荧屏。托比·韦斯，他对这个名字没有印象，现在他只能祈祷这个人能尽早醒来，最好录一份详细的口供。 电话响了起来，莱昂迅速拿起听筒，希望那是莫娜，来汇报“矿井”里的混乱情况。 “这是克里斯滕。” “早上好，酋长。” 他坐直了，“蔡斯？” “我们时间不多，酋长，我没法联络到伯尼。” “梅西耶接管了‘海钓’，我被停职了。” 蔡斯骂了一句脏话，“他们派出猎狗来追我了吗？” “还没有，快了。这个线路不安全。” “我知道。”短暂的停顿，莱昂听到背景里有尖利的摩擦声，就像有人在努力关上一扇生锈的门，“托比，那个文化参赞，想杀阿德里安。有人在试图掩盖什么踪迹，很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人。”又一阵噪声，“我得走了。” 通讯中断。莱昂放下听筒，大步走进卧室。枪和子弹放在床头柜里，枪套和肩带在衣柜里，都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他检查了弹匣，把武器塞进皮套里，穿上外套，出门。 车上还有一把手枪，他同样检查了弹匣和保险栓，把它留在杂物盒里，径直开车到街角的小餐厅去，他平常总是在这里吃早餐，而且卢克——餐厅的老板——乐意让他借用厨房里的电话。莱昂看了一眼手表，早上7:32，莫斯科下午16:32。他非常熟悉他即将拨打的号码，虽然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真的拨通过这个电话。 餐厅厨房散发着番茄酱、煎蛋和火腿的气味，莱昂握紧电话听筒，冲端着盘子路过的卢克微笑，假装一切正常。就在他觉得拨号音永远也不会停止的时候，电话接通了，轻微的咔嗒一声。 “柳德米拉。”他悄声说，换成了俄语，紧张得喉干舌燥，就像二十八年前第一次在布拉格见到她时一样，来自克格勃的玛塔，外交官和刽子手，他得到又失去的未婚妻，“是的，我也希望我是因为别的事给你打电话，我需要你的帮忙。” —— 蔡斯挂上电话。 阿德里安停止敲打键盘，看着他，等候宣判。这是家歇业的咖啡厅，前门有坚固的铁栅，但运送厨余的小门仅仅用一个生锈的挂锁锁着，轻易就能踹开。被拆毁的报警器躺在桌子下面，铜线暴露出来，像某种动物的内脏。 “有多糟糕？”长久的沉默之后，阿德里安问。 “非常。”蔡斯拉开一张椅子，坐下来，冲他的手提电脑打了个手势，“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吗？” 阿德里安把电脑转过去，让他看屏幕上的数据，“当时给我汇款的是这家‘斯特劳斯与比德曼联合法务咨询公司’，注册在开曼群岛，空壳公司，账户是在摩尔多瓦国家银行开立的。我喜欢摩尔多瓦，非常友好。” “你的意思是对诈骗犯和跨国经济犯罪非常友好。” “我根本没有这么说。” 蔡斯往前俯身，手肘支在桌子上，“能查到账户持有人吗？” “我刚刚告诉过你了，这是一个公司账户，‘斯特劳斯与比德曼’一个月前就不存在了。” “操。” “这个公司还有一个瑞银账户，私人持有。”阿德里安把地址指给他看，“一位比德曼先生，就住在巴黎。” 蔡斯站起来，“棒极了，我们去砸碎比德曼先生的头盖骨，然后和他谈谈。” 阿德里安皱起眉，拔掉偷来的网线，“我不认为这是个正确的顺序。” “只是修辞手法。”蔡斯把车钥匙抛给他，“你来开车，康韦尔先生。” “不需要手铐了？” “不需要。没有我，你在外面活不过一小时。” “我开始对你的自大感到厌烦，蔡斯探员。” “莱恩。” “什么？” “你之前问蔡斯是个名字还是姓氏，它是个姓氏。” 阿德里安对挡风玻璃摇摇头，发动了汽车。 第8章 “这辆车。”激光笔的红点随着亨利·梅西耶的手势晃动，屏幕闪动了一下，显示出汽车的照片，“一般是调派给情报人员使用的，没有特殊标记，也没有定位装置。叛逃特工很清楚我们的手法，很可能已经丢弃了车辆，但至少我们可以通过监控录像推测叛逃特工和同谋的活动范围。” “我不喜欢他。”伯尼悄声说，把一支圆珠笔咬在嘴里。 莫娜看了数据矿工一眼，“副局长喜欢他。” “因为媒体喜欢‘改革派’。” 莫娜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伯尼摘下眼镜，揉了揉左眼，重新把眼镜架到鼻梁上，“我想知道兰利究竟发生了什么。” “除了办公室政治，还能有别的吗？。” 莫娜挪开几架乐高战斗机模型，坐到伯尼的工作台上，望着原本属于莱昂的办公室，梅西耶把百叶窗全部拉开了，像是故意要显摆现在谁才是掌权人。纸质档案散落在桌上，摊开着，像许多个被撬开的蚝壳。伯尼循着她的目光看过去，若有所思地嚼着圆珠笔的末端。“矿井”的通风装置嗡嗡作响，盖过了他们压低的交谈声。 “从保密角度而言，他们不可能轻易让酋长停职。” “他们能，而且他们也这么做了。说真的，伯尼，别再咬那支笔了，这很恶心。” “请不要打断我的思考习惯。” 屏幕又闪动了一下，换上了蔡斯的照片。 “你们不再是行动小组，而是回收小组。”梅西耶继续对所剩无几的“海钓”项目雇员说，“这不会是一个轻松的过渡，我明白，你们之中有些人和叛逃特工一起工作过，但让我提醒各位，这个人，”他指了指大屏幕上蔡斯的脸，“这个人尝试谋杀一个使馆雇员，莱恩·蔡斯不是你们自以为了解的那个人。” “狗屎。”伯尼说。 莫娜用力捏了一下他的肩膀，示意他小声点。“蔡斯有什么消息吗？” 工作台上的其中一台电脑发出短促的提示音，一个交叉检索进程结束了，伯尼扫了一眼数据，关掉了显示屏。“什么都没有，他是个聪明的混蛋，知道该怎么消失。” “现在，探员们。”梅西耶正在为他的伟大演说收尾，“回去工作，把我们的逃犯挖出来。” “然后？” 所有人都转过头去看莫娜，梅西耶冲她露出宽容的微笑，像是一直在等这个问题似的，“你想问的是什么，戈迪斯基探员？” “把蔡斯探员找出来，然后？” “矿井”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排气系统隆隆的运转声变得异常响亮，仿佛墙壁里藏了一个巨大的涡轮增压器。 “然后。”梅西耶一字一句地说，“蔡斯会被逮捕，引渡受审。如果他反抗，会被当场击毙。你还有别的问题吗，戈迪斯基探员？” —— “他死了。” 蔡斯和阿德里安对视了一眼，一起看向对门这个穿着印花晨衣的老太太，她从半开的门里探出头来，像只被敲门声吸引来的好奇啄木鸟。“那里没有人住。”她重申，语速很慢，仿佛是在向幼童解释为什么冰淇淋推车不会天天来，“比德曼先生去世了。” “棒极了。”阿德里安脱口而出，“我的意思是，这并不，这非常令人伤心。” “你们认识那个可怜的人吗？” “是的。”阿德里安回答，看了蔡斯一眼，“我们是他的，呃。” “打壁球的搭档。”蔡斯说。 “对。”阿德里安冲蔡斯皱起眉，“壁球搭档。” “我从不知道比德曼先生打壁球，他87岁了。”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蔡斯把阿德里安推开一些，接管了话语权，“您介意告诉我们比德曼先生出了什么事吗，夫人？” 这位令人尊敬的邻居非但不介意，显然还感到轻微的兴奋，人们复述他人的不幸时往往是这样的。应该是两年前的事了，她说，又或者是三年前，她的记忆力已经不及以往了，肯定是三年前，她的孙女萨莎出生的那个秋天。警笛一大早就响个不停，然后是救护车，像甲虫一样堵在门前，一个担架被抬出来，送上了救护车，据说是心肌梗塞，对一个87岁的人而言，算是意料之内。房子一直没有易手，他的侄子时不时会来清空信箱。这可以说很奇怪，不是吗，为什么还会有人给死人寄信？ “这位侄子多久来一次？” “很难说，尼古拉大概每两个星期来一次，有时候是星期二，有时候是星期六。我可不会整天留意比德曼先生的信箱，年轻人。” “当然不会。”蔡斯冲她微笑，“您刚才说的是尼古拉吗？” “是的，那个侄子，像个码头工人。”老太太向天空比划了一下，可能是想指出这位尼古拉的大致身高，“有趣的口音，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形容——” “波兰？” “我猜你可以这么说，是的。”老太太眯起眼睛，“你们为什么感兴趣？” “只是好奇。”蔡斯耸耸肩，“我们不该继续占用您的时间了，夫人，祝您有个愉快的下午。” “‘壁球搭档’？”回到车上的时候，阿德里安问。 “这叫临场发挥。”蔡斯透过车窗打量这栋带有花架和弧形门厅的公寓。二楼右边第一个窗户的布帘掀起了一小角，老太太毫无疑问也在打量他们。蔡斯发动了汽车，开始缓慢地绕着住宅区转圈，“那家法务咨询公司，你之前说它是什么时候注册的？” “我事实上没说过。公司是一年前注册的。” “比德曼已经死了三年。” “亲爱的尼古拉用偷来的身份注册空壳公司，掩盖资金流向，这是十年前的旧招数了，如果我是他——” “没必要分享你的犯罪技巧，康韦尔先生。” “你的损失。” 蔡斯把车停在两条街外的一家餐馆旁边，和三个垃圾桶挤在一起，没有锁门，把车钥匙留在原处；这辆车不出意外在天亮前就会被偷走，足够中情局的猎狗们徒劳无功地追上几天。两人步行返回比德曼生前的寓所，邻居家的窗帘已经落回原处，灯光亮起，没有人影。 “在这里等着，顺便拿着这个。”蔡斯卷起外套，塞到阿德里安手里，踩上花架，抓住二楼阳台边缘，翻过栏杆。阿德里安回头瞄了一眼空无一人的街道，又仰头去看阳台，那里已经没有人了，落地窗开着。不到一分钟，前门也开了，蔡斯冲阿德里安打了个手势，他快步跑了进去。 客厅散发着霉菌和旧木头的气味，家具盖着防尘布，在路灯的微弱光线里就像不成形的石膏团块。地板在鞋底嘎吱作响，蔡斯捡起散落在地的信件，翻了翻，收件人都是“W. 比德曼”，信封上印着各种各样的公司商标，一些被草草撕开了，大多数没有拆封，日期都是最近五六个月的。 “非法入室也是你训练的一部分吗？”阿德里安悄声问，俯身去看茶几上一个精雕细刻的小座钟。 “我十四岁就会撬锁了。” “你该不会准备讲一个悲惨的孤儿故事吧？‘我父亲坐牢，我母亲酒精中毒，我只能靠偷来的巧克力饼干棒过活’。” “不，我只是在中学里交了些错误的朋友，一度认为坐牢很酷。” “这就是你为什么决定当个正义使者？” “不是我决定的，而且中情局和正义毫无关系。”蔡斯扯下盖在橱柜上的防尘布，逐一拉开抽屉，除了几个袖扣，什么都没有找到，“你呢？伦敦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像只老鼠一样逃过海峡？” “这不是问答游戏。” 蔡斯用鞋尖把橱柜最下面的抽屉推回去，转身看着阿德里安，“没人说这是个游戏。” 没有回答。阿德里安一动不动，像是和无处不在的阴影融在了一起。蔡斯靠着贴了木制饰板的墙壁，等待着。 “SX-105。”阿德里安开口，头几个句子如此混乱，蔡斯花了一点时间才理解它们的意思，“甚至不是一个名字，我只知道他的编号，他们甚至没给他一个名字。SX-105是我们在希伯来大学的线人，我是他的联络人，我不知道他是讲师还是学生。他不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单位’，大约每两个月联络一次，但我每天都会监控他的电话和邮件，SX-105并不知情。” 短暂的停顿，然后他说得更快了。“情报网被摩萨德(*01)察觉到之后，我们开始帮助特工和线人撤出阿勒颇，编故事，销毁身份。一场比赛，看看谁能在刀砍下来之前最快抽回手。特工优先，我们只花了六小时就把十一个外勤送到土耳其。线人就远远没那么好运了，‘不要慌张，原地等待’，这句话我可能说了超过两百次，‘照常生活，我们会保护你的’。” 蔡斯已经差不多猜到了结局，但没有作声。 “他们根本没有打算救出SX-105。‘抱歉，我们只能把预算花在更有价值的线人身上’，他们说，‘不是任何人的错，SX-105在同意出售情报之前就已经明白风险了’。我们最后一次联络的时候，他已经买了飞往多哈的机票，我还是告诉他，‘不，留在原地’。第二天早上他在学校里被逮捕。我按照规定切断了所有通讯渠道。” 座钟滴答作响。一辆车在外面经过，车头灯的白光一闪而过，零碎的音乐声。 蔡斯清了清喉咙，“我去看看这鬼地方还有没有自来水供应，我们可能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是多久？” “直到尼古拉出现。” 注1：以色列情报机构 第9章 档案并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而是按事件，有着自成一格的逻辑。梅西耶把台灯拽过来，让光圈落在这批尚未被电子化浪潮打湿的文件上。里面大多数是垃圾：缺页的使馆备忘录，发黄变脆的剪报和盖着保密印戳的旧档案。梅西耶随手翻开最厚的那一份，康纳·海因斯，没有照片，资料页下方盖了来自不同部门的印章，相互覆盖，像是在争抢地盘，旁边是一行手写的批注，“失踪，推断死亡”。还有一个标着“波恩”的文件夹，原本也许是奶油色的，因为氧化和频繁翻阅的缘故，变成了脏兮兮的棕黄色。许多装订整齐的报告，贴着诸如“里程”、“山雀”和“哥伦布”这种莫名其妙的标签。纪念品，梅西耶想，老家伙不愿意把头从三十年前的沙子里拔出来。 他花了比想象中更长的时间才找到他想要的，“海钓”项目的所有档案，装在簇新的塑料封套里，从九十年代初和莫斯科签署的备忘录，到克里斯滕几天前归档的最后一份简报。梅西耶起身关上百叶窗，回到办公桌边，着手寻找和代号“浮标”的线人奥马尔医生有关的文件，逐一把它们抽出来：数百页军火交易报告，伦敦和华盛顿争相把昂贵的战争玩具卖往利雅得、萨那和阿布扎比；相应的合同扫描件，会议记录，照片和货运清单。 梅西耶拿起一张照片，那是一份手写的名单，潦草地涂在笔记本上，再用相机在暗处翻拍的。名单列出了那些闭门谈判的参与者，许多熟悉的名字，来自国会山、白厅、卢比扬卡广场11号和兰利。哈迪要求他销毁这些文件，目光短浅的决定，梅西耶抚摸着这些光滑的照片和纸张，哈迪看见的是威胁，我看见的是往上爬的门票和完美的勒索材料。 有人敲了敲门，梅西耶打开放在脚边的帆布袋，匆匆把这些文件塞进去，按下桌上的按钮，打开了电子锁。一个技术员把头探进来，“我们找到那辆车了，先生，但没有蔡斯。开车的是两个中学生，现在在16区警察局拘留室里，他们说车停在一家餐厅旁边，门没有锁，钥匙也没有拿走，所以他们想‘兜个风’。我们的人已经在询问附近的住户有没有见过目标。”技术员看了一眼手里的笔记，“另外，托比·韦斯已经醒了，录了一份证词，你需要一份副本吗？” “是的。” “还有一件事，先生。” 这个蠢货不能一次过把话说完吗？梅西耶想，“请说。” “你之前让我们监视克里斯滕先生。”技术员又犹豫了一下，推了推眼镜，仿佛接下来要说的话会烧伤他的舌头，“他不见了。” “你叫什么名字？” “伯尼。” “关上门，伯尼，好好解释一下什么叫‘他不见了’。” —— “只有一件手提行李吗，霍普先生？”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把登机牌夹在护照里还给莱昂，那上面的名字是泰勒·霍普，“莫斯科常客，我猜。” “我喜欢那地方。”莱昂冲他微笑，“永远能给你惊喜。” “我敢肯定是的，先生，飞行愉快。” —— 对比德曼先生寓所的搜索告一段落，有用的战利品在沙发上垒成一小堆，像沉船之后打捞的遗物。这间公寓仍然有水，但没有电和燃气。晚餐是冷罐头豌豆和白兰地，阿德里安坐在地板上，裹着从卧室里找来的毛毯，挖了一勺浮肿的豆子，皱起眉头。 “至少比压缩饼干好一些，别抱怨。” “我根本没有说话。” “你看起来像是有人逼你吃一罐蜘蛛。”蔡斯试图拆开左手的绷带，就着路灯的微弱光线对付一个死结，用上了牙齿，“该死。” “我来。”阿德里安说。 蔡斯看了他一眼，好像对方刚刚提出要去拆弹。阿德里安向他伸出手，蔡斯耸耸肩，把手递给他，掌心向上。阿德里安解开这些沾着陈旧血迹的布条，略微侧过身，让路灯的光线落在伤口上，“天啊。” “没那么严重。” “你和我对‘严重’的定义不太一样。” “我已经非常幸运。如果计时器拨快半分钟，法医就要提着证物袋到处捡我的碎片了。” “我认识一个图像分析师，到巴格达第五天就被子弹打中大腿，拿着一大笔保险金和遣散费提前退休，伤口甚至不影响他慢跑，这才叫幸运。” “没有任何保险公司会愿意为一个外派巴格达的人开保单，你的朋友在撒谎。” 对方也许翻了个白眼，也许没有，在昏暗之中蔡斯不能确定。阿德里安松开他的手，站起来，走进厨房，几分钟之后拿着餐巾和剪刀回来。他拧开酒瓶盖，用白兰地沾湿餐巾，小心地擦掉血污，把餐巾剪成条，重新包扎好伤口。 “如果我死于感染，至少我知道应该找谁算账。” “你应该说，‘我是个混球，感谢你的耐心’。” “谢谢你，阿德里安。” 阿德里安盯着他，挑起眉毛。蔡斯移开目光：“只是因为你还拿着剪刀，小松鼠。” “你总是这么烦人吗？” 蔡斯拿起放在地上的酒瓶，皱着眉头辨认上面的标签。“我大多数时候独自行动，没有人评价我。”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大多数时候独自行动’。”阿德里安从他手上拿走白兰地瓶子，喝了一口，“因为最不受欢迎？” “因为我非常擅长自己的工作。” “撒谎，谋杀和绑架平民？” “撒谎，谋杀和绑架平民。”蔡斯回答，“把酒给我。” —— 酒瓶空了，被塞在沙发坐垫之间的缝隙里。阿德里安躺在地毯上，看着漆黑一片的天花板。蔡斯坐在他旁边，背靠着沙发，枪放在手边，他时不时碰一下，确认武器还在那里。 “每六天浇一次水。”阿德里安说。 “你喝醉了吗？” “我的盆栽，需要每六天浇水一次。你把我从家里拽出来的时候，我在想的是这鸡毛蒜皮。不是‘我要去哪里，现在发生了什么’，而是‘谁会来给我的盆栽浇水’。” “你想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说不会显得很不礼貌。” “碳酸饮料和薯片。”蔡斯告诉他，“就这么简单。” 阿德里安笑起来，但听起来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喉咙。“我不会活着回去了，对吗？” 蔡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没有作声。他想着“矿井”，想着托比扭曲的脸，这张脸缓慢地和“浮标”苍白、惊恐的脸混在一起。我被停职了，莱昂在电话里说，梅西耶接管了“海钓”。当你潜得太深的时候，不可名状的危险就不仅仅来自于深海了。 他把手放在阿德里安的肩膀上，想提供一些无用的安慰，但这位不情愿的同谋已经睡着了，阴影遮住了他的脸。 第10章 英国人给她的绰号是最礼貌的，“美杜莎”；中情局的人直截了当地叫她“克格勃巫婆”，而使馆里低于参赞级别的人干脆不知道她的名字。她在布拉格早春的稀薄阳光下穿过人群来到莱昂面前，自我介绍说“下午好，我叫玛塔。你想必是霍普先生”，用一种略微沙哑的、简洁的俄语。而莱昂——不到一年前才刚刚从坎布里亚的训练营结业——匆忙放下酒杯，握了握她的手，回答“幸会，叫我泰勒就行”。1978年，那时候是。两人都在使馆文化处工作，都明白对方和文化毫无关系。 他们在华沙再次见面，在那里她的名字是艾琳娜，而莱昂则是“弗莱彻先生”。弗莱彻先生花了一个礼拜跟踪艾琳娜，想弄清楚华沙谍报圈对暗号的规律，到底是路灯柱上的粉笔标记，还是二手书店里常年贴着“已售”却又始终没人取走的一本旧书？艾琳娜在街心公园一株松树的阴影里等着弗莱彻先生，抓住他的领带，刀锋刺穿外套和衬衫，捅进腹部。 “你不会死，这次还不会。”克格勃巫婆悄声说，扶着莱昂，在远处看来就像在安抚一个身体不适的朋友，“离我远一点，否则下次我会把你割开，从喉咙到肚脐。” 她松了手，莱昂差点跪倒在覆盖着积雪的泥地上，血迅速浸透了衬衫和毛衣，顺着他的手指往下滴。他看着玛塔跑向两个路过的巡警，假装惊慌失措地说着什么，指着松树的方向。莱昂压紧了伤口，疼痛令他眼前发黑。有人抓住了他的手臂，关切地用波兰语说着什么，是那两个巡警，玛塔已经不见踪影。 他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你很幸运。”大使馆的翻译告诉他，“如果不是一个路过的女士及时发现了你，你有可能会休克。” “对。”莱昂闷闷不乐地回答，“多么幸运。” “你确定你想不起抢劫犯的样貌？” 他能清楚记起玛塔，还有她的条纹头巾和黑色长大衣：“不，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邻座在熟睡，发出响亮的鼾声。莱昂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隔着衬衫摸了摸肚脐旁边一两英寸的地方，疤痕就在那里。飞机已经开始下降，他打开了遮光板，莫斯科隐藏在密不透风的灰色云层下。他上一次来这里是1991年12月(*01)，动荡而短暂的夏天结束已久，玛塔和他沿着高尔基公园空荡荡的滑冰场散步，草地上散落着被雨水浸湿的传单、瓶子和尖锐的碎石。 “我的名字是柳德米拉。”她突然说道，像是吐出卡在喉咙里的鱼刺，“无所谓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我每天都有这样的感觉。” “不，你没有。”柳德米拉停下脚步，抬手抚摸他的脸颊，摩挲着没有刮干净的胡茬，“因为你是个糟糕的间谍。” “跟我走。”他鲁莽地说。 “你知道我不会的。” “既然克格勃已经不存在——” “不。”她踮起脚，吻了莱昂的嘴唇，“再见，克里斯滕。” 护照顺利过关，意味着“矿井”里还没有人发现他不见了。莱昂径直走向物品寄存处，第171号柜子的密码是84805134，里面有一个牛皮纸信封，装着少许卢布和一本英国护照，照片是莱昂的，名字是尼尔·弗莱彻。莱昂摇了摇头，对着信封笑起来，关上了储物柜。他用这本新护照租了一辆车，在阴沉的铅灰色天空下驶向约定地点。 莫斯科国家图书馆的停车位不多，但在这样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季早晨，大部分都空着。他来得太早了，在门外等了差不多二十分钟，为了取暖，双手都插在口袋里。门终于打开的时候莱昂充满感激地踏进温暖的室内，询问馆员缩微胶卷阅览室在哪里。 莱昂把外套搭在椅子上，在桌子旁边坐下。十几台新旧不一的缩微胶卷阅读器放在那里，配有被翻得卷页的使用指南，胶卷储存在编号的架子上。他思忖着谁会来看所有这些被永久保存在聚酯薄膜上的旧报纸和陈年档案，像他这样的人，也许；还有不情不愿的历史学生。 脚步声，地板发出轻微的嘎吱声。莱昂坐在原处没动，双手放在桌面上，看着另一个人在对面落座。 “图书馆。”莱昂说，“就像以前。” “不怎么像。”柳德米拉把手提袋放到一边，并没有摘下小羊皮手套，“你和我都不再能轻轻松松地背着狙击枪爬上屋顶了。” “也许我还能。永远不要低估老狗。” 柳德米拉从手提袋里取出一个信封，放到他面前，莱昂伸手想把它拿过来，但柳德米拉按住了信封，“你现在还来得及离开这里，假装自己是个怀旧的游客，找一家好酒店住几天，回去，也许会影响你的退休金，但至少不会有人把你扔进关塔那摩监狱。” 莱昂把信封从她手里抽出来，打开，里面是几张照片，他一张一张地看过去，最后把它们拢起来，放回信封里。 “这些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你有你的方法，我也有我的。” 莱昂摸了摸下巴，他没有刮胡子，因为长途飞行，眼睛也布满血丝。“我一直以为‘浮标’的死是报复，但其实那是鸣枪示警，叫我后退。‘海钓’触到阿拉伯半岛一条腐烂的神经了。” “还有华盛顿和伦敦的。只要沙特在他们面前晃动飞机订单，他们像打了麻醉药的狗一样乖乖趴下。” “梅西耶会用尽手段除掉蔡斯和康韦尔，免得他们有机会出庭作证。” “还有你，如果你不小心的话。”柳德米拉的手覆在他的手背上，“莱昂，你赢不了，你要对付的是海湾国家和他们脚下的石油。” 莱昂重新拿起信封，把照片倒出来，像是要检查自己有没有认错什么。第一张照片是用长焦镜头从远处拍的，隔着偏光玻璃，画面泛出一种带蓝的灰色，但后排座位的乘客毫无疑问是梅西耶，在他旁边，凑得很近，似乎正在低声讨论着什么的，是赛义德·本·阿卜杜拉·阿尔·鲁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与国际合作部的北美专员。 —— “蔡斯。” 清醒的过程就像从湖底往上游，他觉得自己花了三个小时在泥浆里徒劳地蹬腿，无法浮上水面。脑后有一条神经隐隐作痛，也许是因为伤口，或者昨晚的白兰地。有人摇了摇他的肩膀，声音和光线逐渐变得清晰。 “蔡斯，醒醒。” 他睁开眼睛，下意识地去摸枪，武器还在原处，保险栓关着。阳光从窗帘缝隙里钻进来，天早就亮了，蔡斯看了一眼茶几上的座钟，十点过五分。 “有人来了。”阿德里安悄声说。 蔡斯打开了手枪保险栓，弯腰潜到窗边，把布帘掀起一小角。一辆银色雪铁龙停在车道上，一个穿着牛仔夹克的人关上车门，径直走向公寓入口。信箱在门厅深处，靠近内院的地方，需要经过已经无人居住的门房室。蔡斯打开门，走到楼梯平台上，穿着牛仔夹克的人哼着歌走过门厅，把玩着手里的钥匙，叮当作响。 “留在这里。”蔡斯悄声对阿德里安说，走下楼梯。 这种老式公寓的门厅就像个低矮的洞穴，白天也需要亮着灯，通往内院的门是洞穴尽头的一小块光斑。信箱嵌在墙里，像一排方形蜂巢。穿牛仔夹克的人打开了其中一个信箱，仍然哼着走调的歌，抓出一大叠信，塞进斜挎包里。 “尼古拉？” 穿牛仔夹克的人抬起头，眯起眼睛，打量着蔡斯，露出犹疑不定的笑容，“是的，请问你是——”他看见了蔡斯手里的枪，马上住了嘴，喉结上下移动着，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你不认识我，现在举起手，走上楼梯，不要作声。” —— 披着印花睡衣的老太太踮着脚，捂着心口，透过猫眼看着尼古拉高举双手走进比德曼生前的住所。 她后退了两步，差点踩到家里的猫。那动物恼怒地叫了几声，但老太太根本没有留意到，她快步穿过起居室，拿起电话听筒，拨了17(*02)。 “是的，警官，有可能是谋杀案，我看见那个流氓手里拿着枪。没错，门牌号是4。不，那房子应该是空的，警官，比德曼先生已经死了三年了，上帝保佑他。不，我还没有听见枪声，但我担心很快会有了。” —— “把他绑起来。”蔡斯说，枪口仍然指着尼古拉。 “多来几次，我就是绑架专家了。”阿德里安抱怨，拆下固定窗帘的布条，捆起尼古拉的双手，再把他绑在椅子上。后者瞪着他看了许久，又看向蔡斯，把法语换成了口音浓重的英语：“这是个误会。” “你应该比你的打手聪明，老实回答问题，也许还赶得上在午饭之前回家。”蔡斯冲阿德里安扬了扬下巴，“有人雇你解决掉这个人，不是吗？” 冷汗聚集在尼古拉的额头和鼻尖上，他舔了舔嘴唇，目光溜向蔡斯手里的枪，“是的。” “告诉我你雇主的名字。” “美国大使馆的一个人，托比，名字好像是这个。” “派驻使馆的情报官员没有兰利批准不会擅自行动，你知道托比在和谁联系吗？” “我怎么可能知——” 尖利的警笛声打断了他，阿德里安从窗帘缝隙里往下看，皱起眉。 “多半只是路过。”蔡斯说，仍然盯着囚犯。警察似乎比近在眼前的枪更令尼古拉不安，他不停地扭着双手。 “不，他们停下了，就在门外。” 蔡斯咒骂了一句，迅速搜了尼古拉的口袋，拿走了他的车钥匙，拉起阿德里安跑下楼。两人冲出公寓大门的时候两个警察刚好走上车道，反应比较快的那一个试图拦住蔡斯，但特工用枪柄重重地砸中了他的脸。另一个警察掏出了枪，蔡斯踢了一下他的膝弯，警察摔倒在地，武器脱手飞了出去。蔡斯往他头上补了一脚，那人滚进稀疏的草丛里，一动不动地趴着。 “快。”蔡斯命令道。两人钻进那辆原本属于尼古拉的银色雪铁龙里，车倒退着驶出车道，车尾砰地撞上了那辆引擎还在运转的警车。蔡斯换了档，踩下油门，车往前窜去，在受惊扰的邻居的视野里迅速地消失了。 注1：1991年8月，包括KGB主席在内的一批hardliner发动了（最终失败的）政变，试图将戈尔巴乔夫拉下台，同年11月KGB解散。如有兴趣可以搜索August Coup或者Soviet coup d''etat 1991 注2：法国报警电话号码为17 第11章 “你不是电影主角。” 那是蔡斯在“农场”的第三个星期，莱昂凌晨出现，没有事先通知，更没有解释，同来的还有两个蔡斯没见过的教官，像押送犯人一样把他推出门外，一辆孤零零的车停在外面，里面没人，引擎空转着，车头灯刺得蔡斯睁不开眼睛。 “你也不是一个士兵。”莱昂接着说，“遵守你收到的命令，但也不要过分拘泥。不要被风吹草动干扰，但是每时每刻都准备逃跑。” 蔡斯身上套着皱巴巴的灰色短袖T恤和睡裤，赤脚站在水泥车道上，冷得发抖，“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现在是凌晨三点，大多数抓捕会在这个时间进行。理想情况下也许会有五分钟预警，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你跳窗逃走，没时间带证件和武器，只有一辆车，和身上的衣服，而我们有一整个追踪团队和监控系统，还发了通缉令。” “至少让我穿上鞋子好吗，长官？” 莱昂的回答是打开车门。蔡斯钻进驾驶座，看起来有点沮丧，像只刚刚得知目的地是兽医诊所而不是郊野公园的狗。 “你已经学会了怎样战斗，士官生蔡斯，现在我们该教你怎样逃跑了。” 车门关上。 首先，逃跑并不总是意味着跑在前面。 “你错过了出口。”阿德里安说，回头去看飞速后退的路牌。 “不，我没有。” “这不是离开市区的路。” “我们不准备离开巴黎。”蔡斯踩下油门，迅速变道，超过了一辆红色的大众。 “你疯了，这就像老鼠说我不舍得离开捕鼠夹一样。” “中情局也会这么想，所以他们会把一半精力花在监控机场和铁路上。” “剩下的一半？” “和法国对外安全局吵架。” 车流在码头边变慢，笨重的大巴在众多小型私家车里吃力地挪动，像蚁群里的彩色甲虫。停在匝道上的一辆警车突然拉响警笛，阿德里安坐直了，看着它加速，冲向东南面。 “你太紧张了。”蔡斯说。 “不然呢？我应该打开车窗唱歌？” “你会唱歌吗？” “十二岁的时候演过《仲夏夜之梦》，这就是我对艺术的全部贡献了。” 蔡斯吹了一声口哨，“让我猜猜，演的是帕克？” “织布匠，整晚套着驴头面具，所以没有人记得我长什么样。” “我根本不知道这部剧里还有这种角色。” “是个主角。”阿德里安说，“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还在想。” “‘还在想’，棒极了，完美。” “我的上司一直相信随机应变比计划重要。” “你的上司如果不是极端乐观，就是极端懒惰。” 交通灯转绿，车流像粘稠的沥青一样缓慢淌过斑马线。“我还在训练营的时候，他凌晨三点把我踢出门外，给我一辆车，然后放狗追我。我连鞋都没有穿，路上砸了不知道哪个倒霉鬼的窗，从他家里偷了一双。” “字面意义上的狗？” “当然不，我的意思是CIA使出了抓捕炸弹狂人的力气来追我，全境通缉，无人机，六个数据矿工轮班监控，行动处有些闲得无聊的‘猎狗’也加入了，那群疯子开起枪来毫不手软。”蔡斯活动了一下左肩，像是还能感觉到卡在里面的子弹，“这就像某种入学测试，我想。” “老天。” “我撑了五天，最后在墨西哥边境被抓住了。” “这算是合格还是不合格？” “从来没有人合格过。” 其次，像个猎人一样思考。 “托比是关键。”蔡斯对挡风玻璃说，“他是个‘驻点’，问题在于是谁在他背后扯木偶线。” “一个什么？” “‘驻点’，和我这种‘猎狗’不一样，他们有官方身份，通常是使馆人员或者访问学者之类，只负责观察，不参与行动。” “在我看来托比参与得异常积极。” “很可能是因为他的上线逼他这么做。‘驻点’不受单向沟通规则限制，托比一定知道他的上线是谁，而且有他或者她的紧急联系方式，我们找到托比，就找到这只烂牙，把它拔掉，理想情况下是这样。 “不理想的情况是？” “如果他还活着，他的上线也许会决定灭口，而我们会毫无必要地暴露在监控录像里，但我不认为情况会这么坏，托比毕竟是个参赞。也许我们需要想办法闯进使馆——” “太麻烦了。”阿德里安打断了他，“所有医院都连接着CPAM（*注1）的数据库，就近找一家，编个借口溜进办公室，有必要的话干掉一两个警卫——这是你的专长，我想——检索1月12日至13日入院的所有受了枪伤的病人，名单应该不长，毕竟这里不是大马士革。” 蔡斯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不。”蔡斯不情不愿地回答，“我没有。” —— 加布里埃·奈穆尔纪念医院（*注2）门前是一小块铺着碎石的空地，种了两排修剪整齐的矮灌木，与其说是装饰，不如说是用来阻止人们胡乱停车的。前厅玻璃门滑开的时候，实习护士塞西尔·布洛涅正准备结束值班，她必须在十二点前离开，否则就赶不上报税了，她的男友一周前承诺帮她寄出税单，但她昨晚赫然发现信封压在水果盘下面，冲男友大喊大叫了二十分钟。病人走进来的时候，布洛涅护士在心里叹了一口气，把手提包放回原处，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登记表和一支笔。 “姓名，住址，医疗保险卡号码。”实习护士机械地说，看了一眼病人的左手和头上的绷带，“发生了什么事？” “烫伤。”对方回答，他旁边的金发男人接过圆珠笔，开始填写表格，“见鬼的微波炉。” “你自己处理过了吗？” “不算，只是消毒了。” “在这里等着，先生。”布洛涅护士按了一下铃，“洛朗，急诊室。” 不管谁是“洛朗”，他都没有马上出现。实习护士在电脑里输入了病人提供的医疗保险号码，没有找到任何结果。病人声称自己忘记带钱包，自然拿不出医疗保险卡，他的同伴拒绝承认自己记错了号码，坚持是护士弄错了。十一点五十分左右，布洛涅护士走进办公室，抱怨两个无理取闹的疯子，到衣帽间拿了外套，随后从侧门离开医院。十二点前后，住院医洛朗·莫尔比昂打开急诊室的门，里面空无一人，门厅也一样，他得出了非常合理的结论：疯子们已经走了。 当天记录在案的还有另一场小型危机，呼吸科有三个病人状况恶化，因此当值护士几乎都被调到了医院西翼。没有人注意到办公室有什么异常，毕竟那里的门总是开着的。因为前年被工会投诉过，早就拆了监控摄像头。等到对外安全局鉴证科慢吞吞前来接手的时候，门把手已经被忠实的清洁工消毒了四次，根本提取不出任何有用的指纹。 “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们都是实习生。”蔡斯把一件白袍扔给阿德里安。衣帽间并不比一个壁橱更大，散发着消毒水和旧皮革的强烈气味，挂满了外套和围巾，墙角的一个桶里插着几把雨伞，“如果足够好运的话，根本不会有人问起，不用太担心。” “每当人们这么说——” 蔡斯打了个手势，让他闭嘴，关上了衣帽间的灯。两人在黑暗里挤在一起，听着外面的声音。从说话声听来大概有三四个人，谈论着午餐，脚步声逐渐远去。 “等等，我忘了我的打火机。”其中一个人说，脚步声又再次靠近。 “见鬼。”蔡斯悄声说，“我很抱歉。” 阿德里安想问为什么，但蔡斯低头吻了他，把他按在衣柜上。门打开了，灯光亮起，那个年轻的医生呆在那里，半张着嘴，瞪着他们。蔡斯放开了阿德里安，毫不退让地瞪了回去。 门重新关上。 “每次都有效。”蔡斯清了清喉咙，“不要傻站在那里，小松鼠，穿上你的戏服。” “刚才是怎么回事？” “一般而言当人们感到尴尬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躲开，而不是质疑，因此——” “操你，蔡斯。” “不客气。” 阿德里安大步离开了衣帽间，走向办公室，蔡斯跟在后面，边走边扣上白袍的纽扣。两个戴着口罩的护工匆匆在走廊里跑过，谁都没有多看他们一眼。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医生，埋头敲着键盘。阿德里安选了一张离门最近的桌子，打开电脑。 “1月12日-13日之间，男性，因枪击受伤送医。”CPAM数据库缓慢地吐出搜索结果，“三个病例，没有‘托比’。” 蔡斯凑过去看电脑屏幕，“试试‘劫案’。” 阿德里安重新发起检索，这次得到了整整五页的结果，里面总共有六个“托比”，只有一个在1月12日早上入院。 “托比·韦斯。”阿德里安念出这个名字，“‘外伤’，美国医院（*注3），维克多·雨果大道63号。” 两人悄悄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不远处那个专心致志工作的医生仍然没有抬起头来。 注1：Caisse Primaire d''Assurance Maladie，法国社会医疗保险局 注2：完全虚构 注3：H?pital Américain de Paris，真实存在的医院，在92省，63 blvd. Victor Hugo 92200 Neuilly-sur-Seine 第12章 莱昂走得不快，皮鞋被雪水浸透了，冷得刺骨。不远处传来扫雪车的低沉轰鸣，伴随着单调的嘀嘀声，提醒人们避开。莫斯科缓慢苏醒，一家花店拉起闸门，哗啦一声。 他要去的地方并不难找，一家名叫“松树和扶手椅”的画廊，占据了半条街。橱窗里挂着一面巨大的白色帆布，泼上了深浅不一的绿色油漆，也许这就是一棵抽象的松树了；另外还有个牌子写着“二楼出售古董家具，详询店员”。一个穿着灰色马甲的年轻男孩在用吸尘器清理展厅里的地毯，莱昂推门进去，沾着泥水的皮鞋踩在光洁的地板上，年轻人短暂地露出痛苦的表情，仿佛那双鞋踏在他脆弱的神经上。 “我们还没开始营业，先生。” “我想见你的雇主。” “您有预约吗？” “我不需要预约，告诉他华沙的弗莱彻先生来了。” 穿马甲的年轻人犹豫着，吸尘器呜呜作响。 “关掉这玩意。”莱昂简洁地命令道，“去找你的老板。” 店员上楼去了，过了几分钟，扶着一个光头男人走下楼来。“松树与扶手椅”的主人看起来像个退休已久的职业拳手，曾经有过的肌肉都因为年岁和疏于训练而萎缩了，以至于整个人看起来好像在融化。他披着一件深蓝色晨衣，即使穿着宽松的裤子，也还是能看出他左边的膝盖比右边的肿胀很多，也许是因为痛风。他甩掉年轻雇员的手，张开双臂，冲莱昂露出柴郡猫一样的笑容，声称自己看见老朋友不能更高兴了，然后邀请莱昂到一个摆着安乐椅的侧厅去，一离开店员的视线，柴郡猫式的笑容就消失了，画廊主人一把抓住莱昂的衣领，将不速之客推到墙上。莱昂的后脑重重地撞上了墙壁。 “你怎么还敢来见我。”对方咝声说，用剃刀刀片抵住莱昂的喉咙，他的右手缺了食指，“谁告诉你我在这里的？” “你看起来过得不错，‘布谷鸟’。”刀片刮伤了皮肤，一阵刺痛，“玛塔一直都有留意你，她慷慨地给了我地址。” “别他妈叫我布谷鸟，我早就不替你们这些杂种工作了。” “那你最近叫什么名字？” “我不再替你工作了。”对方重复了一遍，像是要提醒自己。 “我只是想问几个问题，关于阿拉伯人的，我知道你和他们有生意往来。” “我为你们卖命了七年，你把我扔在巴格达等死，现在你想‘问几个问题’？” “我们把你救出来了。” “我把我自己救出来了，和你们没什么关系。” “你以为货车是谁安排的？为什么刚好在你逃狱那天会有红十字会的车队路过？”莱昂抓住“布谷鸟”的手腕，把他推开，“坐下，如果你有谋杀的胆量，早就动手了。我只是来弄清楚几件事，马上就走。” 对方拖着肿胀的膝盖，挪到一张安乐椅上。莱昂摸了摸脖子，伤口并不深，但还在冒出血滴。剃刀也割伤了“布谷鸟”的手指，血蹭到坐垫上了，但他似乎没有留意到。外面的展厅里，吸尘器又呜呜地响了起来。 “玛塔还和你在一起吗？” “不。”莱昂冷冰冰地回答，迅速转移了话题，“关于阿拉伯半岛和北约国家之间的玩具交易，你知道多少？” 玩具，军火的另一个说法。“布谷鸟”伸直左腿，揉着肿大的膝盖，语气变得平铺直叙，短暂地变回了那个每周给莱昂写报告的巴格达线人。“我尽量不胡乱打听，我只是个玩具经销商，如果你想当个活着的经销商，就最好不要知道太多。阿拉伯人用艺术品做幌子，绕开安理会的军火禁运令，我的画廊提供全套服务：油画，大理石胸像，报关单，推荐信，税单；雇了几个谨慎的乌克兰小伙子，把枪械零件打包到装雕塑的木箱里。” “也负责洗钱？” “布谷鸟”点点头：“从利雅得汇到我手上，画廊把钱转入摩尔多瓦国家银行，这是一条去立陶宛的捷径，很少审查，之后就是欧元区的快车道了。” “中情局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你不是应该比我更清楚吗？” “你就当我需要第三方意见好了。” “布谷鸟”审视着缺失的手指，拇指和中指之间是一块丑陋的疤痕，像融化又凝固的蜡。“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不四处打听。偶尔有些风吹得很响，你没法假装听不见。”他揉搓着那块伤疤，“买卖玩具涉及的钱你无法想象，匿名的脏钱，足以淹死一打鲸鱼。中情局有人忍不住想从里面捞一份，要这么做，首先要蒙住自己人的眼睛。” 莱昂想到了“浮标”，没有说话。 “我说的并不是哪个‘驻点’的小偷小摸，是上游，兰利的高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沙特人吹嘘他们能‘搞定’中情局和军情六处。” “钱也不是什么都能买的。” “钱无孔不入。” “知道这个‘上游’的名字吗？” “布谷鸟”的喉结上下滑动着，保持沉默。 “或者我给你提供几个名字，如果我说对了，那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你可以请我出去。” 对方颔首。 “亨利·梅西耶。” “布谷鸟”盯着地板，没有反应。 “玛格丽特·格拉斯顿。” 沉默。 最后一个名字卡在喉咙里，莱昂咳嗽了一声，“马库斯·哈迪。” “布谷鸟”抬手指向门，做了个驱赶的手势。莱昂原地站了一会，试图克服那种像是遭受电击的可怕感觉。他机械地走到门边，拧开把手，店员已经打扫完毕，好奇地盯着他们看。 “弗莱彻？” 莱昂转过身，看着巴格达的布谷鸟，他缩在安乐椅里，残缺的右手攥着剃刀。“如果你再出现在这里，我发誓我会割了你的喉咙。” 莱昂关上门。 这将会是个漫长的阴天，天空像个草率搭起的摄影棚，用脏兮兮的白布遮住充当太阳的聚光灯，整个城市都浸泡在半透明的、灰蒙蒙的光线里。一辆车在身后按喇叭，莱昂迅速把手探进外套里，握住了枪。那不过是一辆普通的小车，司机探出头来，冲堵在马路中央的货车大喊大叫。莱昂移开目光，继续向前走，下意识地寻找遮蔽物，就像三十多年前在华沙，处处提防狙击手时那样。 —— “我是戴维斯医生。”蔡斯在护士面前晃了晃身份卡，那上面写着的是“G. 卢瓦索，配药室”，五分钟前在楼下偷的，但从来没有人会仔细看身份卡，诀窍是你得相信自己说的每一个字，并且对每一个胆敢质疑你的人发脾气。 “我知道我们有点迟了，但你明白进出机场的交通是怎样的。”阿德里安接口，带着一种真假不明的厌倦，“托比·韦斯在哪个病房？” 护士在电脑前坐下，显然准备检索“戴维斯”这个名字，蔡斯敲了敲桌子：“女士，文书工作不妨稍后再处理，我和菲尼斯泰尔医生已经在飞机上熬了八个小时，实在很想尽快看完病人，到酒店睡一觉。” 护士犹豫了几秒，“走廊尽头，倒数第二个房间。” “谢谢你。” “不算很糟糕吧？”穿过走廊的时候，蔡斯悄声问。 “扮演医生？还好。” “我说的是接吻的部分。” “我不想回忆这部分，谢谢你。” “从职业角度来看，在一个1到10的量表上，你会——” “我不会给你打分，戴维斯医生，这没有任何‘职业角度’可言。” “慢一点，搭档，请走到我右边来。” “我已经不想问了，但是，为什么？” 蔡斯在防火门旁边停下，假装在口袋里寻找什么，“因为我准备接近警卫，把他打昏。你看见他的脖子了吗？像只河马，对吗？如果你足够用力地劈他的颈侧，他来不及发出声音就会失去意识。你接住他，把他拖进病房里，免得引起太多注意。不难，把他想象成一袋吊在屋顶上的马铃薯，而我要去割断绳子。” 他没有提及的是这袋穿着西装的马铃薯重达七十五公斤，阿德里安吃力地把昏迷的警卫拖进病房里，丢在折叠椅旁边，警卫的脑袋磕到地上，很响的一声。“对不起。”阿德里安悄声说，“不是有意的。” 病床被布帘围了起来，蔡斯拉开帘子，除了一个孤零零的枕头，那里什么都没有。他逐一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都是空的，像是从来没有人在这里待过。 “这可不是‘理想情况’。”阿德里安看了一眼窗户，那里安装着钢制护栏。 “是个陷阱。”蔡斯把枪拿在手里，打开保险栓，弯腰抓住警卫的一条手臂，“帮我把他扶起来。” 他们合力把这个昏迷不醒的倒霉鬼推出门外，那效果就像有人在走廊里引爆了地雷，枪声响起，子弹撕开了警卫的半边脸，流弹打在墙上，灰泥四溅。应该是察觉到目标有误，枪声忽然停止。火警警铃尖叫起来，喷头被触发了，咝咝地往走廊里洒水。蔡斯往走廊另一端连续开火，隔着这场人工暴雨，他能看见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影慌张地钻到护士站的桌子后面。 “跟着我。” 水迅速把他们淋湿，两人弯腰跑到防火门旁边，用力扳开贴着警告语的锁。楼道里的应急灯已经亮起来了，一种不真实的红光。几个护工挤在三楼平台，蔡斯粗暴地把他们推开，带着阿德里安继续往下跑。枪声炸响，有人在五楼向他们开火，子弹在扶手上擦出火花。蔡斯开枪还击，弹夹空了，撞针徒劳地咔嗒作响。他咒骂了一句，继续往下跑。 防火梯在标记着“P”的楼层终止，蔡斯换上了新弹夹，踹开通往停车场的门。 六把冲锋枪在那里等着他们，穿着防弹衣的警员围成一个半圆，彻底阻断了所有逃跑路线，用英语和法语喊叫，命令他们放下武器，跪在地上。身后的楼梯传来脚步声，那群滴着水的宪兵也赶到了。 “你打算怎么随机应变？”阿德里安低声问。 一个宪兵用枪托击中了蔡斯的后脑，他最后听见的声音是持续不断的警铃，像手术刀一样尖锐。 第13章 手机在桌子上震动起来，那是莱昂在机场买的预付费手机，只有两个人知道号码，一个是柳德米拉，另一个是莫娜·戈迪斯基。他丢下收拾了一半的行李，两步跨到客房另一边，拿起那部功能有限的小机器。 一条新信息，来自未知号码：“侄子找到了之前走失的小猫，两只，是邻居发现的，准备送到家里来。” 因为心不在焉，莱昂摸了好一会才碰到椅子，拉开，坐下来，看着落地窗外的阴沉天空。五六个小黑点停在远处光秃秃的树梢上，他思忖着那是不是乌鸦。暖气把客房烘得闷热不堪。莱昂推开落地窗，冷风锋利的刀刃一样切进来。他重新把信息读了一遍，按了“回复”，输入了一行字，删掉，重新来过。 “小甜心一定很高兴，邻居打算什么时候把猫送过去？” 整整二十分钟之后手机才再次响起提示音：“从我家的钟看来，一天之内。” 蔡斯和康韦尔落在法国人手里，二十四小时之后会引渡到美国。莱昂看了一眼手表，计算着时间。你真的应该退休。一个细小的声音在脑海里说，你赢不了，你可以对付暴力、官僚主义和测谎仪，但你没有办法对付一个制度，以及造就了你的游戏规则。 “你知道人们为什么想念战争吗？”柳德米拉有一次这么和他说，并不真的在问问题，“年轻人会说‘疯狂的老太婆，不肯承认自己的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不是因为这样。在战争里你知道自己是谁，要做什么，有人替你设计好了靶子，你拿起枪，把它击倒，不需要思考。” “没有人想念战争。” “那你为什么还在CIA？” 莱昂可以提供很多理由：恐怖主义、跨国金融犯罪、你们俄罗斯人；但他明白这都不是答案，答案是他无法舍弃那种令人颤栗的危机感，就像像午夜前的最后一秒；像听见雷声，等着第一滴雨落下；像即将崩断的金属线。 像战争。 他砰地关上落地窗，拆出预付费手机的电池，折断SIM卡，扔进垃圾桶里，然后拿起酒店的座机。 “最早一班去DC的飞机，我的名字是尼尔·弗莱彻，F-l-e-t-c-h-e-r——当然可以，稍等。”他翻出柳德米拉给他的假护照，念出上面的号码，“我不介意是头等舱还是经济舱，是的，单程票，谢谢。” —— 地面在轻微震颤，伴着时而和缓、时而狂怒的隆隆声。这声音让蔡斯想起了他小时候非常沉迷的科幻片，拍得不怎么样，以现在的目光看来，破绽百出的外星巨兽吼叫着，捣毁生硬的布景，最后总是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大团圆结局。他房间里有一架儿童天文望远镜，是他的十岁生日礼物，白色，贴着火箭贴纸。蔡斯会花上好几个小时来监视空荡荡的夜空，希望成为第一个发现飞碟着陆的人。 “那里什么都没有，Younus。”母亲从不用莱恩这个名字，始终用阿拉伯语叫他Younus。蔡斯不喜欢这个名字，鸽子，没有人会乐意被称作鸽子。 “让他看。”每次提起这个话题的时候，父亲都会用这句话结束争论。 蔡斯睁开眼睛，又闭上。灯发出刺眼的白光，仿佛一场被困在车厢里的小型爆炸。这辆车是个移动监狱，那种只能从外面打开的封闭铁盒子。伤口疼了起来，像是有个喝醉了的伐木工一下一下地用斧头砍他的脑袋。他躺在冷冰冰的、铺了塑料布的金属上，手腕被铐起来了，引擎似乎在他疼痛不已的脑袋里震颤。两个戴着头盔的宪兵看守着他，黑色制服上绣着蓝底白色降落伞肩章，各自抱着一把H&K，像是抱着一个随时会哭闹的婴儿。 阿德里安不在这辆车上。 莱昂会把这称作“分开包装”，像圣诞节巧克力一样，每个嫌犯单独押送，错开时间，用不同的路径。如果让蔡斯自己来安排押送，他也会选择同样的方式：威胁程度低的巧克力用纸袋裹起即可；威胁程度高的那些，调用一个铁盒，锁好，随后送到。事实上很多外勤并不严格执行这些规定，毕竟每多派一个车队就意味着多一份加班费和书面报告，兰利把预算的水龙头关得很紧，宪兵队看起来显然没有这种忧虑，但也可能是兰利承诺付钱把走失的“猎狗”买回去，预算水龙头在避免丑闻的时候是特别容易拧开的。 车颠簸了一下，转弯，继续往前。也许是去某个充当审讯室的安全屋，也许哪里都不去，在偏僻的郊野把他踢下去，脑后开一枪，等路过的倒霉远足者发现他。蔡斯不知道车已经开了多久，更不知道是往那个方向，无从判断。他扭动了一下，但因为双手被铐在背后，根本爬不起来。宪兵冷漠地盯着蔡斯，直到他放弃了，躺在原处喘气。 “我能喝口水吗？” 没有回答，两个看守者像是什么也没有听见。车轻微地震颤着，继续向未知的目的地飞驰。灯光刺进他的眼睛里，像长长的钢针，搅动着他疼痛不已的神经。蔡斯重新闭上眼睛，滑进黑暗。 那里什么都没有，Younus。 —— 后排座位挤了三个人，左边是个警卫，西装，配枪；右边是一个穿着长大衣的女人，虽然车里很暖，她也没有脱掉大衣。阿德里安夹在他们之间，盯着着车窗外飞掠而过的漆黑旷野。 他没有看到宪兵把蔡斯带到哪里去了。在医院停车场里，穿制服的人把阿德里安锁进一辆警车里，他等了超过一小时，才有两个警察回来把他带走，态度温和，但拒绝回答他的任何问题。警车驶出医院，没有开警笛，静悄悄地往北，在迅速消失的日光里穿过杂草丛生的荒地和稀疏的住宅，最终在一个靠近铁路的物流处理中心外面停下。坐在驾驶座的警员回头看了阿德里安一眼，确认他还在那里，降下车窗，把手伸出去，拍了拍车门。 远处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亮起车头灯，缓慢驶近。两个警察下了车，把阿德里安拖出来，解开手铐，推向那辆车。一切就像事先排练好一样迅速，披着长风衣的女人悄声和警察交谈，穿西装的警卫把阿德里安押进乘客座，跟着钻进去，抓住他的手肘，防止他逃跑。过了几分钟，那个女人也进来了，车门关上。汽车从另一个出口离开，驶过一条凹凸不平的无名小路，汇入了向南的高速公路。 一列火车在左前方的旱桥上开过，黑暗中闪烁的细长光带。桥下有一个路牌，一闪而过，根本看不清楚。 “我们要去昂布瓦兹附近的空军基地。”坐在他旁边的女人说。 “你是谁？” “我为MI6工作，康韦尔先生，你只需要知道这一点。” “蔡斯在哪里？” “一个问题换一个问题，不能太贪心，不是吗？告诉我，康韦尔先生，你为美国人工作多久了？是你进入通讯总局之前还是之后？” “我从来没有为美国人工作过。” “你和一个受到通缉的中情局特工一起在巴黎东躲西藏了好几天，还企图谋杀一位使馆雇员，你不认为这看起来非常可疑？你了解我们的思维方式，康韦尔先生，你曾经是我们之中的一员。” “只是技术人员。” 没有回答。对方似乎彻底对他失去了兴趣，转而看向车窗外的夜色。沉默膨胀起来，引擎和轮胎的噪声清晰可闻。 “SX-105曾经是你的线人，对吗？希伯来大学的社会学讲师。” 阿德里安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是的。” “也许你觉得生气，责怪我们没能及时救出他，于是你希望向MI6实施一场小小的报复？” “我从没这么想过。” “康韦尔先生，我们之所以去空军基地，是因为中情局想让你‘协助调查’，我不能保证你不会从此消失在他们庞大的监狱系统里。如果你向我坦白，MI6承诺让你在英国本土受审。” 他往前俯身，揉了揉额角，突然觉得疲惫不堪，“告诉我蔡斯在哪里。” “他是你的招募人？” “不。” “但你为他工作？” “我告诉过你了，我不为任何人工作。” 穿长风衣的女人没有再问问题，也许觉得他是个纯熟的骗徒。车拐上了一段碎石路，停在一个哨卡前面，司机和阿德里安旁边的女人都下了车，向守门的士兵出示了证件，后者挥手放行，闸门缓缓滑开。 跑道和营房被巨大的氙气灯照得通亮，一架军用运输机停在跑道尽头。警卫铐上阿德里安的手，催促他走过停机坪。一辆漆着宪兵队标志的厢式车停在不远处，门开着，两个穿黑色制服的人把蔡斯押下车。 有那么短暂的几秒钟他们的目光对上了，阿德里安半张开嘴，想叫蔡斯的名字，但警卫用力推了他一下，差点把他撞下舷梯。机舱里散发出机油的强烈气味，两个穿着深蓝色制服风衣的探员抓住了他，把他按在座位上。 舱门缓缓关上。 第14章 手套碍事，莫娜把它摘下来，撕开今晚第二包柠檬糖的包装纸。这辆租来的车里既冷又黑，像只带有保护色的甲虫，隐藏在一整排同样静默的汽车里。从她坐着的地方能清楚地看见航站楼出口，莫娜看了一眼手表，喀喀有声地嚼碎嘴里的硬糖。 凌晨一点过十分，一辆黑色丰田驶出地下停车场，在画着禁停线的路边稍作停留，车头灯熄灭再亮起，三次，随后加速驶向空荡荡的公路。莫娜重新戴上手套，发动汽车，跟了上去。 两辆毫不起眼的车先后驶上高速路。 莫娜盯着前面那辆车的尾灯，不敢移开视线，好像那是唯一能带她逃离风暴区的小型灯塔。这和外勤任务差得远了，但同样能促使肾上腺素飙升，令她觉得清醒，犹如从某个热天的漫长午睡里挣脱。莫娜自从动过髋骨手术之后就再也没有做过比喂猫更危险的事了。2004年夏天，在大马士革，汽车炸弹在使馆外面爆炸，像撕开一个湿纸箱那样撕开建筑物。这种故事刚开始还能上头条，现在恐怕无法引起任何观众的兴趣。她从不去想手术的事，尽管弹片留下的疤痕和增生组织就在那里，有两个手掌那么宽，像牧民打在小牛身上的烙印，宣布莫娜·戈迪斯基就此退役。也许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把猎狗栓在办公桌旁边，扔给它档案和荧光笔。 莫娜把又一颗硬糖放进嘴里，咬碎。 前面的车减速，右转灯闪烁，驶进加油站。莫娜跟着转进去，停在那辆车旁边，惨白灯光和阴影交接的地方。莱昂·克里斯滕关上车门，冲她露出一个歉疚的微笑，像个在女儿的生日派对上迟到了的父亲，看起来累极了，肩膀垮着，眼睛下方有深深的阴影。 不是父亲，莫娜想，是那种甚少碰面的对门邻居，独居，友善然而沉默。有一张人们转身就会忘记的脸，偏爱流浪动物，在暴雨天用外套把他们裹起来带回家，把他们喂养得俯首帖耳，比如蔡斯，比如伯尼。 比如她自己。 “你知道没必要趟这滩浑水的。”莱昂开口。 “我知道。” “谢谢。” 莫娜点点头，没有看莱昂，而是看着布满细小裂痕的水泥地，把一颗石子踢了出去，两人看着石子滚远，仿佛那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 “你介意我抽烟吗？” 莱昂侧过头，“我以为你戒了。” 莫娜摇摇头，点燃香烟，抽了一口，呼出烟雾。“‘侄子’很谨慎，不让我插手任何跟两只‘猫咪’有关的事，但是坚持让我留在矿井里，方便监视。”她找到了第二颗小石子，踩在鞋底，“他们把‘猫咪’分开了，黑猫在兰利，白猫在27号安全屋里。哈迪准备亲自对付黑猫。” “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她把小石头踢了出去，“我在男厕所的洗手台下面放了窃听器。” “‘农场’把你教得很好。” “你把我教得很好。” 莱昂疲惫地笑了笑，仿佛莫娜在讲的是别人的事，和他没有一点关系。 “伯尼怎么样？”他问。 “照常工作，‘侄子’对技术人员没有疑心。” “我们先照顾蔡斯，再担心其他的。除非我联系你们，否则不要找我。还有，”莱昂斟酌了一会，手指轻轻敲打着车窗，“给伯尼解释一下什么叫面包屑。” “他来动手？” “他来动手。” “他会吓坏的。” “恐惧助人成长。”莱昂打开车门，“小心点，你们两个都是。” 你也是，莫娜想，但没有开口，不知为何这句话显得不太恰当。她站在原地，看着红色尾灯消失，松手让烟头落到地上，踩灭。 —— 伯尼看起来像只被吊死的鹅。 “面包屑是什么玩意？”他压低声音问，尽管周围并没有其他人，他和莫娜缩在一家油腻快餐厅的角落里，高脚椅旁边是个插着地拖的水桶，只要把脚稍稍伸出去就能踢到。 莫娜推开装着炸薯条碎屑的盘子，“我已经解释过两遍了。” “我不能。”伯尼悄声说，开始焦虑地把餐巾纸撕成碎碎的长条，“我不知道该怎么，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外勤。” “酋长不需要一把斧头，只是要大小合适的裁纸刀而已。” “别再摆弄你们神经兮兮的比喻句了，酋长还差这么一点，”数据矿工用拇指和食指比了一厘米，“就要被通缉了。你觉得你和我还能在外面自由多久？” “伯尼，我没有让你去血洗兰利。”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血洗CIA总部？” “不，你们怎么能不害怕？” 侍应过来问他们是否还需要下单，餐厅还有十五分钟就要打烊了。两人付账离开，并肩走在被昏暗路灯间歇照亮的街道上，飘渺的歌声从一座被设计得像块三角巧克力的新教教堂里传出，门半开着，两个一脸厌烦的女人站在那里抽烟，冷漠地看着他们走过。前方，呆板笨重的水泥桥跨过波图马克河，这个河段浅而和缓，自得其乐地淙淙作响。莫娜在栏杆旁边站住，俯视着河水。 “正好相反，我总是非常害怕。”她对泛出微弱反光的水流说，“我们都是这样，酋长，蔡斯，每一个不幸进入这个见鬼行当的人，我们只是擅长抵赖而已。” 伯尼靠在布满涂鸦的围栏上，打量着莫娜的侧脸，“我到时能至少说一句帅气的台词吗，就像——” “如果你想说‘007’，我会亲手拧断你的瘦脖子。” 伯尼仰起头，对着空无一物的夜空微笑，“你听起来就像蔡斯。” —— 蔡斯吐掉带血的唾沫。 “三次。”他说，肿胀的脸颊令他略微有些口齿不清。 亨利·梅西耶的嘴角抽动了一下，就像犬科动物想龇起牙齿时那样，他的西装外套搭在椅子上，衬衫袖子卷起，刑讯一向是体力活。 “那是什么意思，蔡斯探员？” “计分。你揍我多少下，我会还给你。” 梅西耶发出的笑声让蔡斯想起了动画片里的豺狗，“我向你保证，你不会活着从这里走出去了。”他弯腰凑近蔡斯，“除非你告诉我克里斯滕把你派去巴黎干什么。” “你为什么不直接问他？” 梅西耶扇了他一巴掌，蔡斯下意识地想还击，但手铐牢牢地把他锁在椅子上，他又吐出一口唾沫，“四次。” “阿德里安·康韦尔。”梅西耶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出这个名字，“他知道些什么？为什么克里斯滕让你去找他？” “你是托比·韦斯的联络人吗？” 对方脖子上的一条血管变得非常明显，“轮不到你问问题。” “托比有严重的谋杀倾向，如果我是你，我会马上把他从使馆调走。” 然而梅西耶没有咬他抛出的鱼饵。“康韦尔知道‘海钓’项目的存在吗？” “不，这个人无关紧要。” “‘无关紧要’？” “你不认识这个词组吗？它的意思是‘不重要’。” “很好，猎狗们可以着手把康韦尔‘处理’掉。” 蔡斯的心跳快了起来，但他把这一阵短暂的恐慌压了下去，耸耸肩，似乎觉得面前的一切都非常无聊。梅西耶紧盯着他布满瘀青的脸，希望看出些端倪，但蔡斯没有让他如愿。 “听着。”梅西耶再次开口的时候换上了一种假惺惺的友善语气，“你很熟悉我们这套把戏。这不是私人恩怨，蔡斯，只是工作，如果有得选择，我一点都不愿意对自己人动手。” 听到“自己人”这个词的时候，蔡斯嘲弄地哼了一声。 “这没什么丢脸的，也不是背叛。”梅西耶双手撑在桌子上，“克里斯滕已经帮不了你了，你以为我故意针对他，不，并不，他是个好间谍，只是老了，跟不上节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仍然没有回答。蔡斯冷冰冰地看着他，像在看一条蛆虫。焦躁的审讯官抓起自己的外套，出去了，几分钟之后就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另一个人。 伯尼，带着测谎仪。 蔡斯看了他一眼，但伯尼只盯着手里的设备。数据矿工把手提电脑放到桌子上，解开卷成一团的导线，着手把传感器捆到蔡斯身上。他侧过身，挡住梅西耶的视线，假装在调整电极，碰了碰蔡斯的手，把什么东西塞进他手心里。 一小块塑料片，比信用卡略小。 面包屑，蔡斯想，仍然木无表情地盯着审讯室的门，小心地调整薄片的位置，试图把它插进手铐的棘轮里。伯尼仍然没有看他一眼，回到电脑旁边，推了推眼镜，专心致志地盯着屏幕。 “说你的全名。”伯尼说。 塑料薄片卡进了棘轮齿里，他的手腕因为过度弯曲而疼痛不已。“莱恩·乔纳森·蔡斯。” “你是否中情局雇员？” “我是。” “从哪一年开始？” “2002。” 伯尼看起来比蔡斯还紧张，额头和鼻尖布满冷汗，幸而梅西耶站在他后面，并没有察觉到。他继续问了几个没什么意义的问题，以便记录蔡斯的血压、呼吸和心跳速率。棘爪弹开了，没有声音，蔡斯抓住松开的手铐，不让它掉到地上。 “现在，蔡斯探员。”梅西耶把椅子拖到他面前，坐下，“我们——” 蔡斯一拳揍在他脸上，没有给他时间反应，马上抓住他的衣领，把梅西耶拖起来，用力把他的头往桌子上撞。“还有两次。”梅西耶的头再一次撞上桌面，“还有第四次，然后我们就扯平了。” 梅西耶滑到地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浮肿的脸上满是血迹。 “谢谢。”蔡斯对伯尼说，搜走了梅西耶的枪，看了一眼天花板上的摄像头，“你可能还得花点时间清除监控录像。” “我也没别的特长了。停车场B103，有一辆中央空调承包商的小货车，钥匙就插在方向盘下面。向北开，酋长会来找你的。” “你能当个很不错的特工。” “不了，谢谢。”伯尼扫了一眼昏迷不醒的梅西耶，“祝你好运，蔡斯。” 走廊空无一人，静悄悄的，像个弃置不用的布景。蔡斯拉响了火警警报，推开通往楼梯的门，快步往下跑。货车就在伯尼说的地方，门没锁，油箱是满的。出口的门栅关着，三个警卫举起手，示意他停车，蔡斯踩下油门，继续加速，警卫们像吓坏的野鸭一样四散躲开，冲对讲机喊叫着什么。小货车撞断了闸门，冲进外面行将消失的冬季阳光之中。 第15章 向北，蔡斯想，很好，但是去多远？ 他的第一反应是在杂物箱里找线索，就像寻宝游戏，用于逃脱的交通工具总会附上关于接头人或者碰头地点的指示，但又不能过于明显，需要瞒过搜查。杂物箱里放着一副墨镜和一堆乱糟糟的加油站收据，蔡斯已经仔细翻过了，收据只是收据，没有什么特殊标记。压在最下面的是一张快餐厅打折券，承诺购买一个加大卷饼套餐可折价五美元。有人用铅笔在餐厅地址下面划了一条线，又擦掉了，留下一道不太明显的凹痕。这就是了，蔡斯折起这张花花绿绿的小纸片，塞进裤袋里，第二块面包屑。 夕阳缓慢坠入地平线，暮色像滴在纸上的墨水一样泅开。他打开车载收音机，里面只有静电噪声。车像是开在一个逐渐合拢的虫蛹里，和外面的一切中断了联系。蔡斯瞥了一眼副驾驶座，像是指望那里会有人似的。阿德里安肯定落在同一个蛛网里，他们在昂布瓦兹空军基地被押上同一架运输机。有那么几秒钟蔡斯认真地考虑掉头回去，闯进兰利的办公大楼，搜索每一个角落，向每一个胆敢挡路的人开枪。 “不。”蔡斯大声对挡风玻璃说，好像这样才能驱散这些疯狂的想法。 一辆黑色汽车幽灵一般在后视镜里出现，加速超过了蔡斯，不远不近地挡在前面。一辆SUV补了上来，和黑色轿车一起把货车卡在中间。没有人用机枪扫射他，意味着“猎狗”们还抱着活捉蔡斯的想法。前方右侧有一条养护中的匝道，通往穿河而过的隧道。臃肿的小货车猛地拐了个弯，撞飞了形同虚设的警告牌，颠簸着碾过布满坑洞的路面。枪声响起，后排座位的车窗被击碎了，玻璃飞溅。小货车冲进隧道，子弹击打金属车身的声音骤然停止。隧道另一端是尘土飞扬的无名水泥路，两旁都是些垂头丧气的平房，外墙油漆剥落，凌乱不堪的院子里堆着建筑废料。货车在路口略为减速，消失在一家自助洗车店里。大约三分钟之后，一辆洗刷得闪闪发亮的红色越野车开了出来，向北疾驰而去。 货车始终没有再出现，短短十分钟后，当举着枪的便衣探员冲进这个散发着抛光蜡气味的地方时，赫然发现目标车辆就停在内院一角，空无一人。除了一个昏迷不醒的收银员和一沓毫无用处的加油站收据之外，探员们什么都没有找到。 —— 副局长马库斯·哈迪面无表情地挂上电话。 梅西耶陷在办公室靠窗的沙发里，垂着头，把冰袋按在额头上。他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中情局的海报明星了，脸颊肿胀，衣领和袖口都沾着血迹。装着“海钓”项目纸质档案的帆布袋扔在桌子上，敞开着。哈迪拿起最上面的一份，随手翻了翻：“你告诉我它们已经被销毁了。” “我是准备这么做的，还没来得及。” 哈迪没有看梅西耶，抽出另一份档案，慢条斯理地读起来。当他这么做的时候，看起来更像个苛刻的物理学教授，而不是情报处负责人。梅西耶放下冰袋，忧心忡忡地看着自己的皮鞋。秘书打内线电话进来，问哈迪是否能听鉴证科打来的电话，副局长简短地回答“不，让他们等”，然后继续翻页，仿佛这份过期的旧档案突然变成了优先级最高的机密文件。 “我从没打算留下它们。”梅西耶虚弱地辩解，也许是急于打破沉默，“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你当然是了，阿拉伯人给了你多少钱，五十万？七十万？” “我又不是唯一一个从中得益的人。” “你在暗示什么，亨利？” 梅西耶的嘴角又抽动了一下，像只挨打的狗，想龇牙，又不敢这么做。他没有作声。 哈迪合上档案，放回原处，一只手放在桌上，摆弄着一支铅笔，另一只手放在桌下。“克里斯滕在我们这里还留着眼线吗？” “肯定。” “把名字告诉我。” “莫娜·戈迪斯基，前‘猎狗’，克里斯滕是在运营中东站的时候收编她的，乌克兰裔，04年使馆汽车炸弹袭击事件之后转文职，我在接管‘海钓’之后就撤销了她的数据库访问权限，把她‘隔离’了。”梅西耶放下冰袋，盯着它看了一会，按到肿起的脸颊上，“还有一个技术人员，亚瑟·巴克曼，代号‘伯尼’，操纵着‘海钓’的眼睛和耳朵，很难‘隔离’。” “他们需要消失。”哈迪对手里的铅笔说。 “我可以安排一场车祸。” “还有巴黎，托比·韦斯。” “已经处理好了，没人能找到托比的尸体。” 哈迪摇摇头，“我很欣赏你，亨利，很有效率，没有良心，这是一句赞美，不要误会；良心在我们这一行只会造成麻烦，看看克里斯滕。我和你说过了，我们需要更多梅西耶，而不是克里斯滕，因此我非常遗憾，真的。” 似乎突然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梅西耶猛地站起来，夺路而逃。哈迪举起藏在办公桌下的右手，露出装了消声器的枪，飞快地扣动了两次扳机。梅西耶顺着门滑到地毯上，呼吸嘶嘶作响，他开合着嘴，但涌上来的血堵住了他的喉咙。 哈迪站起来，慢条斯理地绕过办公桌，对准梅西耶的额头补了一枪。 副局长回到桌子旁边，拨了一个内线号码，让铃声响了两次，挂断。秘书一分钟之后敲门进来，这是个壮硕的年轻人，给人一种河马的印象。假如他被尸体吓到了，那他也掩饰得很好。哈迪把消音器从枪口旋下来，轻轻放到桌子上，铅笔旁边。 “亨利·梅西耶，国家英雄，遭到叛逃特工枪击，伤重不治，我们非常遗憾，准备追授我们能追授的各种荣誉，但是不要对外声张，给他在星墙上留个位置。”哈迪的语气就像是在对一个课室的小学生讲解下雨的原理，秘书点点头，小心地跨过梅西耶的尸体，染血的地毯从深蓝变成了黑色。 “另外，发出通缉令。蔡斯探员带有武器，极度危险，建议当场击毙。其余的我会亲自处理，就这么多，戴维，谢谢你。”他以此结束对话，仿佛秘书是餐厅侍应，而他刚刚点了一份招牌菜。 戴维再次点头，脱掉西装外套，卷起衣袖，着手处理不幸的梅西耶先生。 —— 打折券上的地址把蔡斯指向一家油腻的墨西哥餐厅，孤独地嵌在一片令人沮丧的水泥地中央，餐厅里昏暗的灯光被脏兮兮的玻璃滤过，泛出一种病态的红色。并不整齐的白线勾出了停车位。汽车之间互相隔着一个或者三个空位，像一排稀疏的牙齿。红色的越野车挤进了其中一个空隙。 蔡斯推开门，暖气夹杂着辣椒粉的强烈气味迎面扑来。侍应无精打采地瞥了他一眼，又把视线转回电视上，一部西班牙语剧集正在高声播放，似乎正演到紧张关头，因为其中一个角色泪流满面地喊叫着什么。顾客不多，一个病恹恹的年轻人，盯着手机屏幕，嚼着口香糖。四个卡车司机，在玩骰子。最靠近厨房的桌子旁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专心致志地读着一份沾了油渍的报纸，手边放着两杯冰水。蔡斯在中年男人对面坐下，拿起其中一杯冰水，一口喝完。 “有可能导致神经痛。”中年男人温和地指出，折起报纸。 “我有比神经痛更严重的问题。”蔡斯回答，拿走剩下的那杯水。 莱昂看着窗外，“不错的车，只是有点太显眼了。” “我的选择不多。” 侍应懒洋洋地过来，把菜单扔到他们面前，拖着脚步走开了。 蔡斯往前俯身，翻开菜单，假装在挑选那些大同小异的卷饼，“我认为梅西耶——” “不是梅西耶。”莱昂说，同样压低声音，“是哈迪。” 蔡斯瞪着他。 莱昂伸手按住菜单一角，像是要给蔡斯提供膳食建议似的，“哈迪的阿拉伯朋友从北约国家手里买入‘玩具’，然后通过莫斯科一家画廊——我亲自确认过这一点了——走私到也门和阿富汗，绕开安理会的军火禁运令。‘浮标’摸出了这条线，所以他必须消失。哈迪帮阿拉伯人扑灭了这场火。” “但为什么要自找麻烦？”蔡斯悄声问，“为什么要通过托比这个海外驻点找靠不住的掮客，然后找阿德里安偷数据，再绑架‘浮标’？这里面太多不确定的节点了，他完全可以直接——” 他突然停住了，已经想到了答案。 “是的。”莱昂确认道，语气仍然是一种装出来的漫不经心，“哈迪要保证这件事看起来像是外人做的。因此我们从一开始——” “就深陷在狗屎里。” 有那么几秒莱昂看起来像是想笑，但这种笑意很快就消失了，“是的，我想这也不失为一种准确的表达方法。” 侍应又过来了，问蔡斯是否已经决定好吃什么，毫不掩饰地打量他脸上的伤口。蔡斯随便点了一份卷饼，侍应收走菜单，拖长声音请他先付账，但他身上只有梅西耶的枪和那张优惠券。莱昂替他付了钱。侍应轻蔑地看了蔡斯一眼，把钞票塞进口袋里，到厨房里去了。 蔡斯在并不舒适的座位里挪动了一下，“我们要把阿德里安救出来，他和这件事毫无关系。如果哈迪无法从他身上榨出情报，不会让他多活一分钟。” 莱昂审视着他，交握起双手，放在桌面上，“不。” “你是什么意思，‘不’？”蔡斯问，不自觉地提高了声音。玩骰子的卡车司机好奇地瞥了他们一眼。 “我能设法帮你逃出国境，至于其他人。”他斟酌了一下这个说法，“其他人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你已经在通缉名单上了，我很快也可能出现在那里。我们没有足够的武器，甚至没有必要的信息，我从不赞成字面意义上的自杀任务。” “你把我派往科索沃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这样的顾虑？” “那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蔡斯。”莱昂举起左手，做了个调停的姿势，“阿德里安·康韦尔只是一条线索，任务里的一个短期目标，看你喜欢怎么理解。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你不欠他什么，目标人物不是我们的朋友。” “我没有说他是我的朋友，他是，”蔡斯搜刮着词汇，“责任。” “不再是了。” “阿德里安本来不需要卷入这件事里，如果——” “谈论如果毫无意义。” 蔡斯没有再说话，紧握着拳头，指节发白。 莱昂叹了口气，着手把报纸折成更小的方块：“我在尝试救你一命，你至少应该假装感激。” 蔡斯一言不发地站起来。侍应正好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盘热腾腾的牛肉卷饼，困惑地看着顾客大步离开了餐厅，一次也没有回头。 第16章 莱昂在停车场追上了蔡斯，更准确地说，是直接挡在了那辆正在加速的红色越野车前面。车猛地刹住了，轮胎在水泥地上刮擦出尖利的声音。排气栅格离莱昂不过几厘米。 莱昂绕到副驾驶座，拉开车门，进去。蔡斯没有说话，固执地盯着挡风玻璃，假装没有留意到车里还有另一个人。车厢里唯一的声音来自引擎的低沉震动，车头对着餐厅的方向，透过那块油腻的落地玻璃，餐馆侍应花了好几分钟打量这辆车，随后钻到吧台后面，开始擦杯子。 “热那亚事件。”莱昂开口，停下，重新编排措辞，“这个故事你已经听过了，‘出卖西欧谍报网的叛徒海因斯，在和接头人索科洛夫逃往莫斯科途中被成功拦截，击毙在热那亚机场，避免了情报处七十年代最大的丑闻’，这是我为中情局写的第一份报告，普利斯科特把它改得谎话连篇，因为他‘不愿意看见斯特拉斯堡领事馆和中情局巴黎联络站沾上泥水’。他后来又删改了档案，销毁了会为他‘带来不便’的十几页，剩下的就是‘农场’告诉你们的版本。” 蔡斯没有说话。餐厅里，侍应放好擦干的玻璃杯，把电视调到新闻频道。过了一会，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侍应又瞄了一眼门外的红色越野车，快步走到吧台另一边，拿起电话听筒。 “安东·索科洛夫没有死，海因斯阻止了我。”莱昂对着挡风玻璃说，“海因斯不是叛徒，更没有逃到莫斯科的打算。他们两个从热那亚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后来有过几次搜捕，都不了了之，毕竟经费不是无限的，而且中情局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担心。我始终不理解他们，我不可能理解，我刚刚二十五岁，世界很直观，黑和白，铁幕的这边和那边，‘我们’和‘苏联’，直到布拉格，”他清了清喉咙，“直到玛塔。” “从1979年开始，我们和军情六处开始秘密接触出国访问的苏联科学家，想从他们嘴里打探出关于生物武器的消息，这就是所谓的‘山雀’计划。非常困难，苏联人不允许他们的科学家出国，偶尔有几只鸟儿飞出来了，也会被克格勃‘监督员’寸步不离地看守着，即使没有，这些小鸟也不敢对我们唱歌。玛塔就是这样一个‘监督员’，她当时在反间组，负责对付不怀好意的资本主义水蛭。”莱昂笑了笑，“对付我。” “玛塔‘监督’的两位病毒学家参加了1980年的日内瓦微生物学年度会议。她认得我，当然认得，我们都在布拉格的外交小圈子里，而且不久前她差点把我捅死在华沙街头；但我们都假装互不认识。酒店大堂里都是克格勃，或者收了克格勃贿赂的人，根本没办法逃脱监视。我什么都不能做，早上出门去湖边跑步，下午和日内瓦联络站的人在大堂酒吧里消磨时间——我们总是要靠窗的桌子，而苏联人总是选容易阻挡出口的地方，英国人有时候和我们一起，有时候在吧台。有一个下午——我忘了为什么了，也许是因为坐在旁边的某个使馆秘书抽烟太厉害——我决定到花园里走走。” “玛塔也在那里，只有她一个，在树篱后面抽烟。那不是个适合待在户外的日子，十月份，阴天，很冷。我把我的外套脱下来给她，她接了过去，说谢谢。我回答，不用谢。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既不在使馆的玻璃罩里，也没有克格勃的眼线。风很大，我们看起来肯定都很狼狈，而且都在心里猜疑对方是不是来意不善。她问我是否抽烟，我说从不，她抽完烟，把外套还给我，回到酒店里去了。” “我最终没有抓到哪怕一只山雀。” “玛塔和我后来断断续续地在布拉格见面，开始是在公共场合，后来就不是了。我常常骑车到她的公寓去，带着花，像任何一个正在恋爱的白痴一样。说真的，我很擅长摆脱追踪，玛塔那些令人尊敬的同僚们一次也没有抓到我。不过好日子总是很短暂，对我们和国务院来说都是这样。我想我们是爱过对方的，至少当时是这样。” “‘当时是这样’。”蔡斯重复道，“最后是什么出错了？” “我也不清楚，可能因为爱情既不能促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也不能阻止克格勃的政治审查。” “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让你明白我不是冷血蜥蜴。我知道凭感情行事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也，我和玛塔也试过。” “我还是会去找阿德里安的，而且这不是‘感情行事’。” “我知道你会。”莱昂叹了口气，“你需要计划，还有帮助。” “听起来你愿意提供这两样。” “总有人要去制止哈迪。” “你。” “不，蔡斯，你。”莱昂回答，“作为交换，我会告诉你康韦尔先生在哪里，这听起来公平吗？” “无意冒犯，酋长，你就是一条冷血蜥蜴。” “谢谢。”警笛声从远处传来，莱昂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两辆迅速逼近的警车，“我们该走了，蔡斯探员，我想我们都猜到那位侍应刚才给谁打电话了。” —— 通缉令贴在柜台后面，黑白，用的是蔡斯的证件照，条纹衬衫，领带，西装，黑发整齐梳好。伯尼非常怀疑是否有人真的能靠这张照片认出现在的蔡斯。他移开目光，把一堆微波食品和啤酒垒到便利店收银台上，付了钱，穿过空荡荡的停车场走向自己的车。 内部听证会刚刚结束，伯尼被关在隔音室里超过四小时，期间只吃了一根巧克力燕麦条充当晚餐。对话不停重复，蔡斯探员的行踪？我不知道。蔡斯探员是怎么打开手铐的？我也不清楚，反正我是不会的。为什么没有监控录像？因为摄像头故障很久了，不仅是今天，过往一个月的录像也没有了。 随后他被带出了隔音室，到一个审讯室等候。“委员会很快会作出决定的，巴克曼先生”，伯尼已经好几年没有听过别人叫他巴克曼先生了。门始终开着，但并不能减轻单向玻璃和桌上的手铐环给他带来的焦虑。整整两小时之后，才有一个冷漠的内务部雇员进来告诉他可以回家了。 伯尼把食物和酒扔到副驾驶座上，发动了车子，一个六厘米高的F86战斗机模型在仪表板上晃动起来。他租的公寓不远，在十五分钟车程外，他非常需要吃点热的垃圾食品，喝掉半打啤酒，睡一觉。 电话响起的时候车刚刚转进河边的公路，这是伯尼最喜欢的一段路，空旷无人，波图马克河像一条黯淡的光带。他瞥了一眼屏幕，没有显示号码。 伯尼按了接听键。 “晚上好，外勤。” 他认得这个声音，对着被车头灯照亮的公路露出微笑，“莫娜。” “面包屑很有效，两个人都安全离开了森林，暂时安全，准确来说。” “那就好。顺带一提，我也被停职了，和你们一样。我也许要考虑给软件公司投简历了。” “我很遗憾。” “不，完全不遗憾，我不想参与冒险了。” “你从来没有参与冒险，你只是坐在屏幕前面，对着麦克风说话而已。” “没错，不过你明白我的意思。” 一辆银色的大切诺基出现在后视镜里，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伯尼看了它一眼，确定它没有超车的意思，把目光移回面前的公路上。 “伯尼，蔡斯需要我们的帮助。” “又来？” “酋长会给你解释的，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 “我也没有别的事好做了。” “我现在把地址给你。” “莫娜。”公路在这里拐弯，宽阔的河段在这里展开，“我本来应该喝点酒再这么说的，不过，呃，等这些烂事全部结束，假如我们最后还活着，没有被CIA的猎狗咬死——” “伯尼，你想说什么？” “你会和我约会吗？” 沉默。伯尼暗自咒骂自己。 “不是说我不高兴。”莫娜清了清喉咙，“只是，这非常突然。” “抱歉。” “我会考虑，好吗？” 伯尼松了一口气，“这已经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 “现在，听清楚地址——” 跟在后面的大切诺基猛地撞上了他的车，伯尼咒骂了一声，抓紧了方向盘。切诺基加速上前，从侧面撞上来，把这辆小一点的车推向倾斜的河岸。伯尼一扭方向盘，试图把车摆正。弯道已经快到尽头了，大切诺基略微减速，然后再次从侧后方加速撞上来，这辆蓝色的福特冲出围栏，翻滚着滑下河岸，落进水里，溅起了好几米高的水花，迅速沉没。 第17章 秘书从副驾驶座上转过身，把手机递给马库斯·哈迪。屏幕上显示的是一条新闻，只有冷漠的几行字，描述今日凌晨时分发生的一起车祸，一辆蓝色福特意外落进河里，司机已确认死亡。警方在下游十二公里处捞起了这辆车，从上面的凹痕看来，应该遭受过严重的碰撞，但肇事车辆截至发报时仍然失踪，警方正在征集线索和可能的目击者。 “谢谢你，戴维。”哈迪说，秘书沉默地点点头，收回手机。“克里斯滕的另一只宠物在哪里？” “从前天开始失踪。我们还在找她。” “蔡斯探员？” “通缉令已经发出去了，我们自己的‘猎狗’也在找他。” “尽快，好吗，戴维？” “会的，先生。” “到27号去。”副局长告诉司机，“我要见见我们的英国客人。” —— 车停在一座废弃的仓库前，莱昂下去，揭开门锁盖板，输入密码，按下一个白色按钮。那扇足以让十八轮卡车通行的巨大铁门震颤了一下，缓慢滑开，在红色越野车开进去之后又缓缓关上。 “这边。”莱昂说，这个由钢板和水泥搭成的空旷盒子回音重重。他走到第五根水泥柱旁边，在落满灰尘的地上寻找活板门的痕迹，是蔡斯先看到了，踢开几块留有钉痕的木板，抓住把手，掀开了活板门，生锈的铰链嘎吱作响。 楼梯是木制的，蒙着毛毡，最大程度地减少噪声。下面是一个类似核战避难所的房间，控制台连接着闭路电视，总共六个荧屏。旁边摆着两张双层床，靠墙堆着整箱的罐头和桶装饮用水，还有一个焊接起来的铁架，上层放着武器和医疗用品，下层是一个保险箱。 莱昂打开灯，有什么东西开始在墙里低沉地隆隆作响，通风系统。“欢迎来到‘方块’。” 蔡斯走到铁架旁边，拿起一把史密斯维森1911，掂了掂，“中情局有多少个这样的‘方块’？” “只有这一个，而且它不是中情局的，是我的。” “为什么？” “为了现在这种情况。” “被害妄想。” “职业习惯。”莱昂看了一眼蔡斯左手的伤口，“最好把它处理一下——这是一张餐巾吗？” “说来话长。” 一个蜂鸣器响了起来，两人同时看向闭路电视监视屏，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仓库门前，司机降下车窗，摘掉墨镜，莫娜。莱昂按下控制台上的白色按钮，打开仓库门。 “伯尼？”活板门关上的时候，蔡斯问。 莫娜摇了摇头。 在随之而来的沉默里，通风管的声音变得更响了，一种刺耳的呜呜低鸣。蔡斯咒骂起来，用力踢了铁架一脚，莱昂看了他一眼，又把目光转向另一个学生：“你确定吗？” “很确定，他还没有挂断电话，我能听见。”她再次摇头，清了清喉咙，没有说下去。 “如果哈迪盯上了伯尼，他也会盯上你，你有没有被跟踪？” “有，一辆摩托车，一辆灰色本田。我把它们甩掉了。” 莱昂点点头，“我们需要改变计划。” 蔡斯两步跨到上司面前，像一头准备扑咬的猎狗，“你就只会说这个？”年轻的特工质问莱昂，“伯尼死了，你只能想到‘我们需要改变计划’？” “现在是最应该谨慎处事的时候，蔡斯探员。” “别他妈叫我蔡斯探员。” 莫娜一把抓住蔡斯的领子，把他从莱昂面前拉开，“酋长是对的，你需要冷静一些。” 蔡斯甩开她的手，“我很冷静。” “你很生气。”莱昂说，语气平淡，甚至没有看蔡斯一眼，像是对目前的话题完全不感兴趣，“你想大喊大叫，想砸东西，想把我打一顿，这些想法都很合理，但都不能帮你——帮我们做到我们要做的事。” “伯尼——” “亚瑟·巴克曼。”莱昂打断了他，“这是他的名字，名下有一份二十公里长的数码犯罪记录，从蠕虫病毒到勒索软件都有。最后我们当然抓到他了，那时候他才二十岁，靠两份兼职来赚学费。学的是航空工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付了他剩下两年的学费，然后把他送到‘农场’，给他一个新名字。伯尼是我们最好的数据矿工之一，不是吗？” 蔡斯没有再说话。莱昂看着自己的手，似乎沉浸在思绪里，过了许久才抬起头，看着蔡斯，“我告诉过你我不是冷血蜥蜴，蔡斯探员，我们谁都不是，我只是比你更，”他斟酌了一下措辞，“更擅长延后处理。我花了许多年才学会，我希望你会比我少花点时间。现在，如果你可以停止像个小孩一样发脾气的话，我们就来谈谈康韦尔先生。” 蔡斯靠在墙上，盯着地板看了一会，点点头。 “感谢我们出色的戈迪斯基探员，”莱昂冲莫娜点点头，“我们现在知道康韦尔先生被关押在27号安全屋里。” “安全屋。” “我们叫它安全屋，但实际上是座舒适的小型监狱，我记得我们曾经用它关押过一个俄罗斯军火商，在他‘配合调查’期间。” “有多‘舒适’？” “围墙，高压电网，单人囚室，这种舒适。” “我们要怎么进去？”莫娜问。 “进去不是问题。”莱昂回答，打开保险箱，取出五六本护照，然后是一叠折起来的图纸，“怎样活着出来才是。” —— 灯光突然亮起，阿德里安扭过头，躲开光源，眨着眼，试图适应突如其来的光明。他听见门打开又关上，然后是椅子腿刮擦地面的细微声音，在他面前停住了。 “下午好，康韦尔先生。” 阿德里安没有意识到现在是下午，他已经许久没有见过自然光了。被押下运输机之后他就被关在这里，单人囚室没有窗户，开灯的时间也并不规律，有时候接连十几个小时亮着，除此之外就是漫长的黑暗。墙壁安装着软垫，桌角也被磨圆了，大概是为了防止发疯的囚犯自杀。 灯光渐渐显得没那么强烈了，阿德里安从床上坐起来，看着访客。那是个头发灰白的男人，像个律师，或者退休的物理学教授，他手里拿着的文件夹加强了这个印象。 “我刚刚在读你的档案，康韦尔先生，引人入胜。”物理学教授晃了晃文件夹，“私立学校，圣安德鲁斯，进入政府通讯总局工作，辞职，然后是信用卡诈骗和身份盗窃案，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定罪——告诉我，这是年轻人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吗？” 阿德里安沉默地看着他，对方似乎也并不指望他会回答，把文件夹放到一边，依然微笑着，仿佛阿德里安是他最喜欢的学生。 “显然，你的前雇主认为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不能控制我前雇主的想法。” “蔡斯探员——”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阿德里安打断了对方的话，“我和他也不是同谋，我几乎不认识他，你在浪费时间。” “不，康韦尔先生，不不不。”物理学教授往前俯身，凑近了阿德里安，后者下意识地后仰，想离他远一些，“我并不需要你的帮助也能找到蔡斯。你能给我提供的帮助在于，克里斯滕和蔡斯制造的这场混乱已经掩盖不住了，我们不得不推一头羊出去，杀给那些政客看，你就是这头羊。我敢打赌我们的技术人员能从你的电脑里找出足以定罪七十年的证据。” “所以我猜对了？” “你是什么意思？” “蔡斯从你们手上逃跑了，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不得不来这里虚张声势，看我知道多少。” “假设你说得对。”物理学教授圆滑地接口，“我看不出这会对结果有什么影响，你仍然会被判终身监禁，英国大使馆也许会向国务院发火，但也仅止于此；蔡斯会被逮捕，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当场击毙，或者关进地下室里饿死。克里斯滕会被永久放逐，过他早就该过的退休生活。又或者，更理想的情况：蔡斯探员决定从兔子洞里钻出来，把你救出去，这会帮我节省很多时间。” “他不会来的。” “很难说，从我听到的消息判断，蔡斯探员并不像你那么聪明。”教授站起来，将椅子推回原处，“祝你有个愉快的下午，康韦尔先生。” 第18章 意外发生在下午五点三十五分，门卫事后回忆道，躺在病床上，被两个穿着制服、板着脸的内务部雇员监视着。之所以把时间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门卫有糖尿病，需要定时给自己注射胰岛素，那辆囚车驶进门的时候，他刚刚从洗手间出来，把针管装进密封袋里，准备丢弃。 没有听见枪响，门卫强调，整座建筑物都很安静，就像任何一个轮班即将结束的普通下午一样。他自己是没有配备武器的，因为他在监控室工作，只需要盯着屏幕，临走时填写日志而已，就像看一部特别无聊的电影。为了消磨时间，他喝茶，不能喝咖啡，医生下的禁令，也不能吃什么零食，需要时刻关心血糖。门卫不禁想起了妻子尚在人世时的日子，叹了口气。 “不要跑题，博斯先生。”其中一个男人冷冰冰地打断了他，“囚车进来了，你没有听见枪响，然后？不要遗漏任何细节。” 然后博斯先生意识到了有什么不对劲：监控室里太安静了。罗比——最年轻的那个警卫——生性吵闹，就算不说话，也会弄出点什么噪音来，咀嚼薯片，揉皱塑料包装纸，戴着隔音不好的耳机听可怕的流行音乐。但是那天下午，离下班还有二十五分钟，监控室一片死寂，像一艘沉船。 屏幕前空无一人，门卫先看见了打翻在地的可乐，紧接着才看见罗比那双穿着皮鞋的脚，年轻的警卫倒在转椅旁边，昏迷不醒。躺在不远处的是尤金，他们这群监控室老鼠的头儿，手臂折出不自然的角度，可能脱臼了。门卫正想大叫，按下警铃寻求帮助，但有人从背后勒住了他的脖子，让他不要作声。 “蔡斯。”另一个穿西装的人说，这个人有一头棕发，看起来比语气冷淡的那个更年轻些。 年长的探员冲他摇摇头，仿佛这个名字不该让门卫听见。 “抱歉打断你，博斯先生，但你能想起那辆囚车是怎样进来的吗？” 那辆囚车和其他囚车一样，是从正门进来的。那天并没有转移囚犯的计划，但司机声称这是临时安排的，并且拿出了厚厚一沓文件，让狱警“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看个够”。狱警显然没有兴趣，打开电动闸门，让他们进去了。闸门之后是一个狭窄的方形内院，车辆在那里接受检查，如果没有问题，守卫会扫描身份卡，打开一扇往内开的铁门，才能真正进入27号安全屋，又或者说监狱，取决于你看待问题的角度。 “按照你的说法，这辆车通过了检查？” “这不在我职权范围内，但是既然车进来了，那就是通过了检查。” “你们不查验囚犯的身份？” “那也不是我的工作，狱警把犯人押进‘烘焙房’之后才会做这件事。” “‘烘焙房’？” “一个小拘留室，处理文书的时候，犯人会在里面等着。” “假设有人要闯入27号，他完全可以藏在囚车里，通过闸门之后再出来。” “是的，可以这么说，但是怎么样的白痴会故意闯进监狱？” “你不久前就遇上了一个，不是吗？”年轻的探员在笔记本上仔细地写着什么，“谢谢你，博斯先生，你刚才说到哪里，‘有人从背后勒住了你的脖子’？” 不仅勒住了脖子，还用枪顶住他的后背。博斯先生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十二年了，从未遇到过比打碎玻璃杯更危险的事。通过半开的门，他能看见倒在走廊上的狱警，脸上有血，枪被踢到了墙边。 “两个？你确定不是三个吗？” 只有两个人，门卫很确定。一个用枪指着他，另一个把他按到转椅上。 “描述一下他们。” 一个男人，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高个子，深色头发，也许是很深的茶色，取决于光线和观察者的紧张程度，宽肩膀，像个拳击手。另一个是女人，年龄相仿，头发绑成马尾，戴着黑色皮手套，看待门卫的样子就像山猫看待发抖的田鼠。像拳击手一样的男人把椅子拖到门卫面前，坐下，开始问问题。 两个探员对视了一眼，又同时把目光转回门卫身上。 “怎样的问题，博斯先生？” —— “阿德里安·康韦尔在哪个囚室？” 门卫看起来吓坏了，嘴唇颤抖着，说不出完整的话来。蔡斯把一张转椅拖到他面前，坐下，看了一眼别在门卫制服上的名牌，E. 博斯。 “E是爱德华？” “艾登。” “艾登，听着，我是来找人的，你越快帮我找到康韦尔，就越快能摆脱我。” “囚犯都没有——他们都没有名字，都是代号，或者档案编号，免得，就是为了避免现在这种情况。”门卫舔了舔嘴唇，补充了一句，“先生。” “你能调出最近一周收押的囚犯名单吗？” “我想我能。” 蔡斯站起来，抓住转椅椅背，把门卫推到控制台边，“还有一件事，艾登，这里有警报系统吗？” “有。” “把它关掉，监控系统也是。” 门卫犹豫了几秒，照做了。闭路电视屏幕逐一变黑，两排指示灯熄灭。门卫把身份卡插进控制台的凹槽里，打开数据库。 “编号OP072，一周前收押的，在西翼的单人囚室里。一个月以来就只有这个新‘客人’。” 莫娜从门后面的衣钩上取下两件制服外套，把其中一件扔给蔡斯。 “带我们过去，博斯先生。” 他们让门卫走在前面。以监狱的标准来说，27号并无特别之处。惨白的走廊两侧是安装了电子锁的双层钢门，漆成灰色，没有标数字，每一扇都和另一扇一模一样，以至于他们走在里面的时候感觉像是墙壁在移动。一路上没有见到其他守卫，“这个时候，他们都在茶水间打牌。”博斯解释道，像个蹩脚的导游。 “三辆车正在接近27号，肯定不是来送下午茶的。”莱昂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动作快点，你们也许没有时间了。” “还有多远？”蔡斯问门卫。 “快了。”对方回答。 走廊在一堵钉着消防平面图的墙壁前分岔，门卫左转，打开了左边第二扇门，里面漆黑一片，门卫揭开嵌在墙上的金属盖板，按下一个开关。 阿德里安从单人床上坐起来，抬手挡住刺眼的灯光。蔡斯两三步跨到他面前，用力抱住了他。对方似乎一时不能处理这个举动，过了许久，才抬起手，轻轻拍了拍蔡斯的背。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探员。” 莫娜清了清喉咙。 “呃。”蔡斯松了手，像是被烫到一样，“抱歉，不，我并不抱歉，我的意思是，我不是有意，操。事实上，我们应该走了，现在。你会用枪吗？告诉我你会。” “如果事态紧急的话。” 尖厉的警报突然响起，门卫趁这个机会拔腿逃跑，莫娜冲他开了一枪，门卫摔倒在地，发出野猪受伤一般的叫声，抱着中弹的左腿。“我想现在的事态足够紧急了。”蔡斯从枪套里取出一把史密斯维森，塞到阿德里安手里，“顺带一提，这是莫娜，莫娜，这是阿德里安。现在你们互相认识了，你可以向除了我和她之外任何会动的东西开枪。” 莱昂的声音再次从耳机里传来：“武装人员，主入口。” 门卫还倒在地上呻吟，蔡斯弯腰把身份识别卡从他脖子上拽下来。脚步声从走廊另一边传来，三个人往反方向逃去，蔡斯把门卫的身份卡拍在扫描器上，两重铁栅门缓慢地滑开了，露出后面的楼梯。二楼是档案室和狱警的装备室，计划内的逃生出口是典狱长办公室里的消防门，通往焊在外墙上的防火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楼梯会把他们送到仅有六个车位的露天停车场，再过去就是密不透风的树林和藏在里面的车，莱昂和他的狙击枪此刻就等在那里。 一个狱警叼着没点燃的烟从装备室走出来，似乎是想看看警报是怎么回事，差点撞上蔡斯。蔡斯在他来得及反应之前挥拳打中他的下巴，警卫踉跄了两步，先撞到了墙，然后滑倒在地上。有人从装备室里向他们开枪，莫娜开火还击，里面的人闷哼了一声，枪声停止了。现在他们能清楚听见楼下的脚步声了，铁栅门再次打开，发出轻微的叽嘎声。 “第四辆车，在消防出口，你们被包围了。”无线电里，莱昂说。 “谢谢，酋长，你能安静一会吗？” “恐怕不能。” 典狱长的办公室在走廊末端，二楼唯一一个有窗户的房间。蔡斯试了试门卫的身份卡，扫描器亮起红灯。他后退一步，用力踹门，一下，两下，电磁锁在第五下的时候屈服了，门砰然打开，三人挤进狭小的办公室，合力把办公桌拉过来，挡住门。 蔡斯打开消防门，差点被机枪子弹射穿脑袋。等在楼下的第四辆车发现了他们，机枪手开始连续射击，把他们堵在办公室里，子弹在钢制消防梯上擦出火星。走廊里的警卫开始撞门，办公桌危险地颤动了一下，暂时顶住了。 “酋长，你最好现在就把枪手干掉。” “安静，蔡斯探员。” 接下来的三十秒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枪声蓦然停止时他的耳朵还嗡嗡作响。远处有人喊了一声“狙击手！他们有狙击手”。蔡斯冒险探头往外看，机枪手歪倒在车顶上，脑袋变成了一滩缓缓往下淌的流质。司机爬到车顶，抓住了机枪，莱昂再次开枪了，司机颤抖了一下，像是被某种看不见的昆虫蛰到，倒了下去。 阿德里安和莫娜跑下楼梯，蔡斯跟在后面。典狱长办公室的门被撞开了，警卫像蝗虫一样一拥而入。枪声不断，一颗流弹擦过蔡斯的脸颊，就像被烧红的刀片划了一下，一个狱警从背后把蔡斯扑倒在地，想勒住他的脖子，蔡斯用手肘猛击狱警的腹部，试图挣脱。 然后是两下震耳欲聋的枪响。 狱警的手松开了，血滴到蔡斯脸上。阿德里安推开尸体，抓住蔡斯的手，帮他从水泥地爬起来，继续跑向不远处的树林。那辆黑色汽车已经清晰可见，又一阵扫射，他们趴倒在草丛里，等这一阵枪声过去才爬起来。阿德里安和莫娜钻进乘客座，蔡斯绕到副驾驶座。莱昂踩下油门，车猛地后退，掉头，撞开灌木丛和铁丝网，颠簸着冲下一个覆盖着低矮植被的小斜坡，重重地落在公路上。子弹击碎了后挡风玻璃，车疾驰而去，轮胎在急转弯时刮擦出刺耳的声音。 “接下来去哪里？”蔡斯问。 “兰利。”莱昂回答。 车里的其他三个人同时发出吃惊的声音。 “我目前是个通缉犯。”蔡斯提醒他。 “我碰巧不是，当我工作的时候，你和康韦尔先生可以负责安静地待在车里，不要乱动。”莱昂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乘客座，“莫娜，你的窃听器，数据储存在‘海钓’的条目下吗？” “是的，标记为例会记录，从来没有人会特意去听例会记录。” “纸质档案？” “梅西耶拿走了一部分，我不清楚是哪些，但其他都还在。” “很好。”莱昂对面前的公路说，“我们要去击沉这艘名叫哈迪的船了。” 第19章 马库斯·哈迪回到兰利总部的时候是当晚十点二十七分。 秘书正在和电话另一头的人争辩着些什么，看见他的时候匆忙结束了对话，站起来，想叫住他，但哈迪摇摇头，径直走向办公室。 里面已经有人了，而且还坐在他的办公椅上，一叠档案放在桌子上，即使隔着这么一段距离，哈迪也能看到上面盖着的“海钓项目：绝密”，黑色油墨，印在泛黄的马尼拉纸上。一个戴着黑色皮手套的女人坐在沙发上，枪放在茶几上，冷漠地看着他，就在梅西耶曾经坐过的地方。 哈迪关上门，“晚上好，莱昂。” “马库斯。”对方点点头。 “我有什么能帮助你的吗？” “有的，我们刚刚开启了一个新项目，可以说是一个基于‘海钓’的调查计划，暂时还没有代号。你也许可以帮忙想一些主意。” 哈迪打开玻璃柜，取出威士忌和两只玻璃杯。“恐怕我没有听说什么新项目。”他把其中一只杯子放到莱昂面前，倒了半英寸高的酒。 “你看，马库斯，有人私下里收了来自也门和叙利亚的钱，帮阿拉伯朋友们绕开军火禁运令。为了掩盖痕迹，还准备谋杀我们自己的人。” 哈迪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尝了一口，对威士忌皱起眉，像是感到不满意。 莱昂转向桌面上的电脑，按了一下空格键。一阵电流噪声之后，哈迪和梅西耶的声音传出。哈迪一言不发地听着，最后放下酒杯，“录音帮不了你，克里斯滕，非法取得的证据，法庭用不了两秒就会把它冲进下水道。” “我还准备了其他礼物。”莱昂暂停录音，拍了拍桌上的档案，“还有一位来自莫斯科的先生——他是开画廊的，顺带一提——愿意出庭作证，他有幸帮你和你的好朋友们洗钱。这位细心的先生记下了每一笔交易。” 哈迪握紧了拳头，脖子上的一根搏动的血管变得很明显。他把手伸向腰间的枪套，但莫娜比他快多了，一拳把他打得后退了两步，然后再补了一拳，哈迪撞倒了落地灯，摔在地毯上。“伯尼向你问好，哈迪先生。” 有人敲了敲门，不等回应就推开了门。两个内务部的探员，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色西装。“请跟我们来，先生。”其中一个开口，伸手抓住哈迪的手臂，想把他拉起来。哈迪把他甩开了，爬起来，拉直外套，大步离开办公室，两个探员紧跟了上去。 莱昂像是没有留意到面前的一切，若有所思地看着堆在面前的文件夹，许久，才抬起头，看向莫娜：“你可以告诉男孩们，他们已经安全了。” “然后一切恢复正常？” “是的。”莱昂想了想，“不是。我想我是时候退休了。” 第20章 “人们一般是在这里道别的。”阿德里安说，在安检区外面停下脚步，向蔡斯伸出手，“所以，再见？还有谢谢。” 蔡斯点点头，握住他的手，“回去伦敦？” “回去伦敦。” “不错。” “是的。你应该去那边度个假，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餐厅，虽然我不能确定你的假期会不会包含枪战。” “一般不会。” “幸好。” 短暂的沉默，两人忽然意识到自己还握着对方的手，松开了，各自移开目光。他们挡住了别的旅客，阿德里安小声道歉，挪到墙边，看着人来人往的出发大厅。 “接下来会怎样？” 蔡斯看着他：“什么会怎样？” “哈迪，军火商，你和中情局，之类的。” “调查，律师们互相投掷泥巴，我需要出庭作证，也许还不止一次，但哈迪会进监狱的，我会确保这一点。” 广播响了起来，阿德里安看了一眼液晶告示牌上的时间：“我要走了。” “当然。” “再见，蔡斯。” “再见。” 蔡斯原地站了一会，转身向停车场的方向走去，几步之后就改变了主意，快步跑回安检区，粗鲁地推开人群，假装没留意到周围的抱怨和白眼，抓住了阿德里安的手臂，“小松鼠。” 对方回头看着他，带着一种夹杂着惊讶的困惑神情。蔡斯吻了他，按着他的后脑，把他拉近。阿德里安抱紧了他，闭上眼睛。 “5分。”他们分开的时候，阿德里安说。 “在一个1到5的程度量表上？” “在一个1到10的程度量表上。” “太糟糕了。”蔡斯说，“我能再试一次吗？” 全文完。 尾声 莫斯科，夏天。 门铃第一次响起的时候，柳德米拉忙着给新种的黄水仙填土，并没有听见。直到她停下来喝水的时候才听见铃声，她匆匆摘下园艺手套，穿过厨房和客厅，不小心把小块的碎泥抖落在地板上。她懊恼地盯着它们，好像这样就能把泥土吓得自己跑回花园里去似的。门铃又响了起来，第三次。 她打开前门。 莱昂看起来比她更局促不安，耳尖变成了比手里那束玫瑰更深的红色，他五十六岁了，但在柳德米拉看来仍然是捷克大使馆那个二十六岁的愚蠢美国人。 “早上好。”他说。 柳德米拉接过玫瑰，没有回答。 “我刚好在附近。”莱昂接着说，“事实上我也许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在附近，我从没想过我会活着说出这句话，不过我退休了。” “而且把你的退休天堂选在了莫斯科。” “是的。” “你住在哪里？” “这里，如果你允许的话。” 柳德米拉看着玫瑰，阻止自己露出笑容，“我不太确定，克里斯滕。你会种黄水仙和烤面包吗？” 真的全文完